header photo

人生记忆

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二)

May 6, 2016

大学里所学的专业课程,计有“写作”“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学概论”“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实为现代以前)“中国现代 文学史”“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当代文学史”“逻辑学”等,选修课有“美学”“精神分析与文学”“巴金研究”“社会学”等。

考评分不及格、及格、中等、良好、优秀五级。

本人“不及格”的科目有英语和体育,分别通过补考过关。英语和体育乃余之弱项,有此结果完全合理。

“及 格”的科目有“中共党史”“现代汉语”“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选修)“美学”(选修)“国际共运史”“精神分析与文学”(选修)。本人对这些 科目缺乏兴趣,才可能有如此不堪之成绩,或可理解为教师高抬贵手,放人一马。记得上“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一外系女老乡与余同桌共读,俟伊坐定,身后一泰 州男生动辄吹口哨骚扰——“老愚媳妇来了!”如是者三,伊却步而退,罢课后嗔责余曰:“若不是那厮怪叫,我还真有可能和你牵手。”

 

获“中等”的有“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字学”“鲁迅研究史”“近代文学”等。

得 “良好”的有“文学概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逻辑学”“哲学”“茅盾文艺思想研究”“巴金研究”“短 篇小说艺术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研究”“佛学概要”“新诗美学”等。有一件事颇有意思,选“巴金研究”,其实是想借此见作家一面。其时,“讲真话”的巴金 正赢得万人敬仰,授课教师也以此诱惑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愿望,便很乐意上这门课。

某日,我们随老师来到大师家门口,兴奋且紧张,期待着人生 中重要事件的发生。摁响门铃,开门的佣人和婉地说,先生身体不适,恐不能见人。我们的心立马沉了下去,感觉一个美丽的梦破灭了。经老师恳求,佣人同意我们 进去瞻仰一番。老师叮嘱放慢脚步,怕打扰了老人家。我们的情绪旋即高涨起来,蹑手蹑脚迈进院子,步履轻如猫行,东窥西探,脑子里在反复描摹作家沉思的情 状,希望他能知道我们在他窗外悬望。甚至企望他能突然走出房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绽放一个微笑。咫尺之遥,却是一段不可企及的距离。那是今生距巴金最近的 一次。走出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和院子中央上空的云朵。

本人获得“优秀”的有四门,分别是“现代文学作品选”“民间文艺学”“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研究”“马恩文艺论著选读”。其实,也想不起来何以有此等好成绩。

毕业论文为“良好”。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并不知道论文为何物,照猫画虎,有论点有材料,煞有介事地完成了“《沉重的翅膀》的议论技巧”一文。这篇关于作家张洁同名长篇小说的文字,两千余字,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

就专业课而言,对我鼓励最大的是廖光霞老师的“写作”,她表扬了我的第一篇习作,这使我产生了写作的勇气。印象最深的有柳曾符先生的“古代汉语”和“文字学”、陈允吉先生的“佛学概要”以及朱志凯先生的“逻辑学”。

(注:作者以FT中文网专栏之“故乡在童年那头”及“毛泽东时代的关键词”系列为主体的《暮色四合》一书,已经出版,敬请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老愚: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一)

April 29, 2016

2016年04月28日 05:52 AM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作者微博

(本文为作者“回忆八十年代”系列之五)

入校三十年聚会时,周到的组织者为每人发了一个纪念册,上面有“复旦大学学生成绩表”。时隔多年,端详自己学过的大学课程,可谓百感交集。

学分总计为154分,而属于意识形态灌输的课目竟有23分之多,它们分别是“形势与任务教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国际共运史”。其中“形势与任务教育”贯穿大学四年,独占8分。

所 谓“形势与任务教育”,说穿了就是思想控制,将当局对各种历史及现实问题的态度告知大学生们,并要求服从其指令,不得有他想。担任教学的是政治指导员(等 同于政工干部),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时时为其“敲警钟”。在上这门“庄严”的课程时,我经常有被侮辱的感觉,深感自己是被圈养的学奴。苏联诺贝尔和平奖得 主萨哈诺夫曾经以成为俄国古代的“自由思想者”为荣,反对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一个思想活跃、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激情的年轻人,却被迫保持 “思想正确”,在蛮横给定的边界里面假装思考,这是何其滑稽和悲哀的事情。

 

配 合这门课程,学校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先后将爱国标本曲啸、李燕杰、中国女排、张海迪等人推销给我们。他们推行的政治逻辑,用三句话可以概括:党犯错误是父 母错打了孩子,子不嫌母丑,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党国一体,这就是你的祖国,只能爱,不能质疑其统治的合法性。所有处心积虑的政治教育,就是为了让人无条 件认可这个体制,且为之效忠尽力。

“中共党史”,也就是“中国革命史”,其实就是宣传材料,与历史无关,传达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逻辑。他们给定的“旧中国”是“人间地狱”,描画的共产主义蓝图令人血脉贲张,至于他们统治的“历史”以及人人都能感受到的“现实”,他们当然能自 圆其说,阻止寻根究底,鼓励人们“向前看”。所谓党史,就是神化毛泽东的历史:凡是毛泽东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时,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否则就不断遭受挫败;以 对毛泽东的态度划分敌我,拥护他的为同志,反对他的则是革命的敌人。中国人在1949年以后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国内外敌人造成的,若没有毛泽东及他所领导 的党的伟大正确,中国人早就成了亡国奴,受二茬罪。

“国际共运史”,意在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地球人的归宿,资本主义必败,因为他们解决不了自己的内在矛盾,必然被推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该课程企望培养年轻人的革命自信,只有共产党能拯救人类。

通过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两门课程,当局成功改写了人类历史,塑化了学生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生机勃勃的外部世界,在我们眼里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好,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掌握了宇宙真理,我们尽管艰苦,但因为过着正义和有价值的生活而倍感幸福。

至 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就是教人诡辩,变成无赖。除了自然科学等极少数东西外,事物的本质受制于其阶级属性,当下不是有“社会主义过剩与资本主义过 剩有本质区别”的高论么?那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必然逻辑结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与统一、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量变与质 变……被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一系列绝对真理,主宰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看世界万物,自此有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符合官方标准的判断力。

跟专业相关的“马恩文艺论著选读”,当然是行业标准,是为了让我们按照革命要求正确地理解一切文艺作品。

如果一个人在认真学习了以上这些课程之后,脑子里还会生出不合时宜的思想,那他就属于不可救药的青年了。

跨入复旦大学校门时,我以为自此进入了美和诗的乐园,心智情感思维诸方面会得到全面滋养,生命将呈现出自由可爱的模样。不曾料想,戴上校徽的同时,就被强行戴上了紧箍咒。幸运的是,大学四年,凭借青春的本性,逐渐挣脱思想禁锢,学会了独立思考。

拿 到毕业证即将告别上海之际,有人告诉我,教授“短篇小说艺术研究”的Z老师,曾对指导员汇报说——这个人思想偏激,要注意。Z政工出身,嗅觉敏锐,他所讲 授的所谓短篇小说艺术,也就是如何使用机巧,造成貌似神奇的阅读效果。我没想到的是,他把我们私下的交谈都当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想想,也许正是由于 他的告密,指导员才将我分到了国家农垦局,免得我进入意识形态机构,坏了党国大事。

(注:作者以FT中文网专栏之“故乡在童年那头”及“毛泽东时代的关键词”系列为主体的《暮色四合》一书,已经出版,敬请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茆家升: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

April 13, 2016

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

------关于民间文革的一点回忆

茆家升

   

题记:此文讲述一对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故事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有研究文革的学者称,文革有高层与低层两种形式。高层是毛泽东为报七千人大会一箭之仇,不惜绑架全国,发动的权力斗争。但底层确也有部分百姓在大动乱中,乘机向统治者发起反抗。此文对此论不予置评,只说一个实例。

 

2006年春节前,我再次见到难友方后高时,他已是七十有四的古稀老人了,半头的白发,满面沟壑,颀长的身躯也佝偻了。四十八年前我们同一生产队时的那位英俊少年,已经难觅踪影了。但当我们共同回忆起门口塘农场的艰难岁月时,我发现他依然是思路清晰,语言明快,还是少年时的愤世嫉俗和古道热肠。一别近半个世纪,我俩都老了,老人本该多说些欢乐的话题,免得再徒生许多伤悲。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那样非常时期结识的,他所在的无为县又是反右和饿死人时的重灾区,别看我们相聚时,正是春节将近,市场人欢马叫,处处是喜庆气象。但这表面的繁荣,依然掩盖不了当年运动连年,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有些人至今还在痛苦中煎熬。回避不是办法,一个强盛的民族,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该敢于面对历史,认真处理好历史上留下来的问题, 还受难者一个公道。

这次我是衔命而来,我要为我那本已出版的小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做一些补充,要为一些基层小右派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几分社会档案,给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供后人研究。后高兄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又古道热肠,对无为城乡情况都十分熟悉,是我这次无为行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他也乐以为之,我们的合作算正式开始了。

茆:无为县虽说号称安徽第一大县,人口在百万以上,但偏居一角,交通闭塞。只靠几条等级不高的公路与外界联系,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突然声名大噪,为的是两件事:一是大跃进期间,无为县大批饿死人, 副省长张恺帆为解民于倒悬,毅然解散公社食堂放粮于民,被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点名;一是文革期间,无为民众为报无为恶吏县委书记姚奎甲,害死无为数十万百姓的深仇大恨,将姚奎甲装入铁笼中游街示众。结果装姚的铁笼在十字街心,被十余万愤怒民众用石块砸扁,差-点将姚砸成肉泥。此事当时名闻遐迩,大快人心,你家世居无为,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方:虽说那时我已戴上右派帽子,和你一起在门口塘农场劳动了。但家乡饿死数十万人,是家乡人最刻骨铭心的心痛。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当然说到饿死人,不能不感谢张省长,要不是他冒着丢官和坐牢的风险,毅然解散食堂,把口粮放还百姓,无为饿死人还会更多。张恺帆省长是我们无为人,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元老。他上世纪三十年代领导的无为六州暴动,是安徽省内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革命行动之一。但那次暴动中,很多老同志和无辜百姓牺牲了。张省长为此终身不安,常回故乡缅怀悼念老战友。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芜湖地委书记杨明再到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推行一系列的极左措施:高指标,高征购,挖地三尺搜刮余粮,仅有的每日几两口粮,还集中在公共食堂里。再被大小干部和炊事员贪污侵吞,早已食不裹腹。随着劳动强度的加大,口粮日益减少,致使农民一批批饿死。张省长正是这时回到无为农村的。他的亲朋故旧,领着他一家家去看,不是有人饿死了,就是形容枯槁奄奄待毙,百姓们过了今天,还不知有没有明天,是一片的恐慌和绝望。死亡与挨饿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原来是鱼米之乡的无为大地。张省长面对如此的人间悲剧,悲从心来,深感愧对乡亲。他当时虽说是省级高官,但只是个副职,无权改变这一切,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解散食堂,把社员自己的口粮,发还给社员,让社员自己按计划食用。起码可以少一层剥削和浪费,从此无为饿死人的事大为减少。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张恺帆无为放粮和解散食堂事件。所谓放粮也就是把百姓的仅能度命的口粮,发还百姓而已,有什么错?但和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吹什么“雷打不散的食堂”,什么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等宣传大相径庭。一时舆论哗然,直到惊动最高,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划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被捕入狱,还株连了一大片。可是在无为百姓眼中,张恺帆永远是为民造福的青天形象。现在历史的真面目,正在逐渐被揭开,无为放粮这件事应该尘埃落定了。   

茆:这些情况我们都是熟悉的。(随着《张恺帆回忆录》正式出版,此事已有官方结论。笔者曾著文“大跃进中安徽官场与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 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上)今天我们先讨论那场大饥荒,再说说游斗姚奎甲的事。

方: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那里政治运动极左,那里饿死人也最多。姚奎甲1955年才调到无为来,与无为人并没有什么恩怨过节。但此人骨子里就是个迫害狂,整人为乐,自诩为政治坚定,是全体无为人眼中的恶魔。虽说无为饿死几十万人,不能只追究他个人的责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条左倾路线带来的恶果。但姚奎甲心忒毒手忒狠蛇蝎心肠,所以无为灾难最重。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无为在姚手上打的右派最多,大部分送到我们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去了。在那里我们也受到了很多苦,饿死了一些人。但是比起全无为人受的苦,还是幸运一些,死的人也少-些。足见这场大灾难,受苦的不仅是我们右派,而是全体中国人!否则在笼游姚奎甲这个恶魔时,也不会那么万众一心,群情激愤!

茆:你说的很对,这笔帐总归要清算的,欠的债总要还的。今天我来无为,是想核实一下,你的老师李信鹏先生被饿死的真实情况。你们俩在无为中学是师生,反右后又同时被发配到农场,又同分在-个生产队,应该是最知实情的,他确实是饿死在挑粪的途中吗?

方:是的。我们那个农场所在地是广德县。宣(城)郎(溪)广(德)三县毗邻,都是重灾区,尤其是宣城,在册的饿死人数就达17万人。相比之下,那时的广德县,因为邻近江苏和浙江两省。同样在三面红旗照耀下,江浙两省领导,没安徽那么左,死的人要少一点。比如邻近我们门口塘农场的浙江省牛头山煤矿,因为是能源基地,物质供应一直较好,很多广德难民在那儿讨得了一口残羹度命,也包括我们农场的难友,当然,也就是积点肥料和买一点议价粮而已。

茆:我也到牛头山煤矿捡过粪,买过高价粮。不过你们作业区离牛头山更远,有四十多里地吧,一天能走个来回,还有时间捡到粪吗?

方:是这样的。受益的主要是你们赵家岗作业区的难友。那儿离赵家岗才三十多里地,你们去的又较早,开始矿上管得较松,你们积肥买高价粮都方便些。等到我们赶去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里到那儿有近五十里山路,走到时因为连日挨饿,四肢无力已是累得半死,积肥又是下了死任务的,最低八十斤,别说积不到这么多,积到了也挑不动。我的中学老师李信鹏就是饿死在积肥回家的路上。

茆:这件事我在农场时就听说了。他应该是你们罗家冲作业区第一个被饿死的人,您能说说他的情况吗?

方:他是我们无为一中的化学老师。浙江大学毕业。无为县城很大,有十多万人口,一中规模也大,有好几千学生。教师队伍反右之前是很棒的,有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大学生个个是宝,可惜反右一场灾难之后,很多老师被打倒,从此一蹶不振了。

茆:都说你们师生关系很好,最困难的时候都是相互帮助的。特别是您,在那样人人自危的时刻,还不忘尊师的古训,真是难得。

方:别说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那里有您说的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其实我在无为一中读书时,可能未和李老师单独说过话。我当然认识他,他不一定记得我。李老师主要教高中部,我初中毕业考上芜湖农校就走了。毕业后回无为农业局工作,也没有和李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只是反右时共同罹难,又一起发配到这荒山沟来,又在一个生产队,当然就亲近起来。

茆:李老师我在总场卫生所时见过,瘦高个儿,斯斯文文的,虽说在干苦力活,但总是穿得乾乾净净的,一介书生模样。见到他时似乎总是在思索什么,像是话不多。看来批斗会的阴影,还在罩着他。他这么放不开,是很难熬过去的。

方:你见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在我们很熟悉的人群里,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人是群居动物,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就要说话,否则人会被憋死。他虽然话不多,但看问题很深刻也很尖锐,依他看,在完成物质领域的所谓改造之后,事实上就是国家或曰执政党,已把全国财富收入自己囊中。接着必然要搞思想整肃,使其行为合法化,不允许别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叽叽喳喳。执政者大权在握,想怎么做都可以,只是搞什么阳谋引蛇出洞,手段有些---怎么说呢,不高明吧!不该是大国元首所为。再说整肃应该是针对那些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与我们这些教书的,有什么关系呢?整到你们这样的孩子们头上,更是荒唐!要遭报应的!当然他说得没这么直接,有些话也听不懂,懂了一点也不敢乱猜乱传,那是犯大忌的。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他经过久久思索,才在较亲近的人之间,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一种宣泄,或一种自慰。但经李老师这么一说我的思想就要平静多了。他对我这么信任,我也很高兴。那时虽说他也才三十多岁,但体质瘦弱,从未干过农活。我才二十郎当岁,又是学农的,帮帮他责无旁贷。

茆: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有思想善思考的人,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啥也不懂,稀里糊涂过一天算一天,日子好混些。 

方:也不尽然,还要看小环境。李老师和我们一样,也是被斗倒斗臭之后,才放到农场来的。早已有了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虽说体力弱一点,一般性的劳动还是能坚持的。情绪也还稳定,要不是劳动强度愈来愈大,口粮日益减少,应该说他是能熬过这一关的。当然,有些农活他是做不下来了!

茆:举个例子。

方:比如有一次施肥,本来从猪场挑来的半稀不干的粪肥里,有猪粪尿,还有未沤烂的死猪,活蛆乱爬,恶臭难闻。舀这样的粪已是受大罪了。可是那个红眼睛黑牙齿黄胡子的梁队长,硬说用粪瓢是修正主义,偏要我们用双手捧!那是人干的活吗?臭气近距离直冲脑门不说了,徒手伸进满是死猪烂肠子的粪桶里,大大小小的蛆虫,顺着手臂带着粪水,直往身上爬,能把人恶心死。我看到李老师直搓手,就是不敢往粪桶里伸,就轻声对他说,你蹲地上,就说肚子疼,你的任务我来完成。李老师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茆:李老师最后还是死在挑粪的途中,终于没有逃过粪难!

方:那天的事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得是1959年深秋了,秋收结束了,按农业规律应该要进入冬闲季节。可是在继续更大跃进的口号摧逼下,劳动强度更大了。不问天晴天阴,每天每人要交100斤粪肥。而且要到牛头山矿区去挑优质的人粪肥。来回近一百里,还是去偷粪的,那里能说偷就偷的到!深秋夜长日短,那天刚亮,李老师他们十来人就出发了,天黑以后,才见到难友们陆续归队,积的都不多,多的也不过六七十斤。李老师和我一个宿舍,出发的人眼见一个个回来,依然不见李老师的踪影,我心中十分不安,一个个问同去的人,都说李老师还在路上,积的肥很少,一路上都是担惊受怕的样子,步履满跚,有气无力在一步步往前捱。我听了十分着急,眼看小半夜了,还没有人影,我预感大事不好,急忙向作业区领导汇报,领导要我邀几个人一路查找。果然在张家大庙附近的路上,见到了已倒地而毙的李老师。陪伴他的只有一条扁担两只粪筐和筐里还在散发出的粪臭。

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没有任何过错,就这样死于非命!究竟是谁之过?听说一付薄皮棺材短短的,连腿也伸不直。

方:棺材是我找难友木工焦山长连夜钉的。我先找到农场领导,拿着批条找到焦山长。焦是位热心真诚待人的人,急忙四处找木料。场里确实存有几方大园木,焦说那是准备盖马厩用的,谁也不敢动。就四下找木板,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板料找了一堆,勉勉强强拼凑成一付薄皮棺材。可惜短了,不到一米六长,而李老师身高在一米七以上,入殓时真费了很多事。头是低着的,两腿是蜷着的,还是一付低头认罪,两膝下跪的姿式。真的对不起老师了,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总比曝尸荒野,任狗啃狼拖好吧!

茆:也亏得这个特殊的姿式,二十多年后,你才和师母一起,从一片荒芜的乱坟岗上,找到了老师的遗骸。当时也未通知家属吧!

方:还不是和你们赵家岗作业区一样。死个把右派,和死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当时的说法是避免扩大影响。给老师装殓时,我还是把他最珍爱的一件皮背心给穿上了,使他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胸前多一点暖气。

茆:真难为你了。听说你还为老师立了个碑,为这事还开了你的斗争会。

方:家属未来,中国历来有师徒如父子一说。那时形势十分严峻,农场四周每天都有农民饿死,农场的口粮正日渐减少,今天李信鹏饿死了,下一个还不知是谁?我们那时还是单身,那一天走了,除了父母哥姐,没人为我们牵挂。而李老师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孩子总有一天,要来寻找亲人。我要活着,还能帮帮忙,如果我也饿死了,谁还能记得这块墓地呢?说立碑是夸大了,我只是在山上找到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没工具,就用一根大铁钉,凿成几行字,因为不知道李老师生年,只凿了:殁于一九五九年十月  李信鹏老师之墓  学生方后高立。

记得刚把石碑埋好,当天晚上就开了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说我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阴谋反攻倒算,是一本变天账,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但要把我批倒批臭,还要对我加重处理,以杀一儆百!那万炮齐轰的火力,一下就把我打懵了,什么加重处分,不就是送劳教劳改吗?这个作业区已经送走了好几个了,听说很快就饿死了。我要是也被送去,还有我的活命吗?我才二十几岁呀------想到这里,我全身冒冷汗了,腿肚直打颤。那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要是想到了,借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不能老师饿死了,再搭上我这个学生------

茆:是右派“君子”徐毅给你解的危吧?

方:是的!在大批判中发言的,都是在落井下石,有管理人员,也有所谓的难友。能明哲保身不说话的,已是很难得的了。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恨他们。都是运动作的孽,谁都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就得随着大流走,轮到我算我倒楣,恨谁也没用!那里想到在这种气氛下,居然还有难友为我说话!徐毅当时只说了几句话,语调平和,声音也不高,但全场马上肃静下来了。徐毅说这是件平常的事,方后高又没有说他永垂不朽,又没有说他有什么丰功伟绩,称李信鹏为老师,自己是学生,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说错。石头上凿几个字只是个记号,免得以后家属来找不到地方。依我看没什么错!徐毅这么一说,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同主持批斗会的人,在这样常识性的浅显道理前,都无话可说了,匆匆收了场,我当然松了口气,心中对徐毅的感激与崇敬,一时不知怎说才好。

茆:你和徐毅平日不怎么熟吧!

方: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平日很少打交道。但我们知道他是13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的红小鬼。知道他是反赫鲁晓夫划的右派,知道他正直正派敢说敢当, 常为受难的右派难友仗义执言。有时连管理干部也有点怵他。平日我们就尊敬他,这件事之后,我们就视他为“君子”了。他一直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听说曾因大咯血,住在你们科里,现在还好吧?

茆:我也有几年未见到他了。他是在宣城县副县长位子上离休的。还住在宣城,身体还好。他是个豁达的人,曾开玩笑说,他反右之前就是副县,离休时还是副县。从做官角度看,他不算是成功人士,但从做人的角度看,他应该是极大的成功。在那种是非颠倒人妖混杂的乱世,作为难友仍能受到他人君子一般的崇敬,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使人信服的。所以文革初起,我们这批难友之间,有人挑起事端,妄图借陷害徐毅陈炳南等人保全自己,你毅然过江而来,找到始作俑的小张,你也不怕惹火烧身?

方:怎么不怕?不过小张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文革前他有一天到无为来,我俩逛街,在新华书店他看到了郭沫若新出的诗集《百花齐放》。他越看越气,拿起笔在书上写了一通,又放回去了。我当时未留意,不知道写些什么。小张第二天走后,我想想不放心,又回到书店找到那本书,一看吓坏了!原来小张在书中写了几句话:狗屁不通!吹大牛,无耻!这样的书,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还不是铁证如山的罪证?我当时不动声色地把这本书买下了,藏在家人不易发现的地方,未和任何人说起过。因为这只是小张一时义愤,信手写来,其实和我们观点没什么区别,当然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忽然听说小张居然挑衅,要整徐毅和你们这些好友,我疑虑重重,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过江来找到小张,问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而致难友相残。我特别提到徐毅,说徐对他一贯是很爱护的,为何翻脸不认人?你猜小张怎么说,他说徐毅真的有问题,说徐多次赞扬于谦,于谦是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那不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吗?我一听气坏了,看不出小张进步可真大,成了真革命派了。我说我不和你辩论,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我从包里拿出了郭沫若那本诗集,翻到他写评语的那一页。小张一看顿时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把书往包中一放,对他说你脑子清醒点,这可是白纸黑字,比道听途说管用多了!说罢我转身就走了。这件事你们芜湖的人,没一个知道,我不说小张肯定不敢说。当然,以后运动转移了方向,改斗工作组走资派了。不然真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

茆:不说了不说了!说来叫人丧气,我那本书为小张专写了一章,写他我心情是很沉痛的,为什么相濡以沫的难友,会反目成仇,究竟是谁之过?你还是继续说说李老师的故事吧。农场解散你们回到无为,还能经常见到你的师母吗?还谈起过李老师吗?师母提过去寻找墓穴的事吗?

方:回到无为我们日子都不好过。我是摘帽右派,她是右派家属,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偶尔在街上遇见了,也只点点头而已,能说什么呢?更别提寻墓的事了,那叫右派翻天!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极为亢奋地站在街边,一改多年来灰头土脑低眉顺眼的形象。

茆:那是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吧!

方:不!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斗走资派时期。你知道的,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干尽了坏事!饿死了二、三十万人,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为老百姓恨死他了!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了,但还是安排他当了芜湖造船厂的头头。老百姓再恨也拿他没办法。文革开始,本来又是一次整人运动,抓牛鬼蛇神呗!那里想到还会有群众斗领导的事。就一个县来说,居然敢把最高的官,抓出来游街示众,真是造反了!无为百姓最想斗的是谁?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几个造反派头头,过江到芜湖来,揪姚回无为批斗游街。这件事在当时也很平常,到处都在游斗工作组和当权派,都在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办事。很多地方也就是走过场,大家心里清楚,共产党的天下没有改变,运动来了,大轰大嗡一阵子,过后谁干啥还得干啥,官还是官,民还是民,乱不得的。可是游斗姚奎甲就不一样了,无为人对他有血海深仇,二、三十万人不能白死,他们的亲属子女还在,他们会忘了这笔血债?几个造反派头头犯难了,他们清楚,如果只开几次现场批斗会,多组织些力量,还能控制局面。游街就不一样了,单县城就有十几万人,四乡八邻一定还会有百姓赶来。大家都是报仇雪恨心里,群情激奋起来,那场面是无法控制的,出了意外咋办?按说无为饿死二十多万人,换他一条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饿死的人和直接被杀死的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再说一项全国性的决策失误,仅追究地方官员,也不是公正的。当时全国到处如此,姚奎甲只是更左一些而已。可是百姓们不会想的那么多,他们只知道是姚当书记,饿死了这么多人,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几个头头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用个铁笼子把姚奎甲装进去再游街,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事后证明,果然是好办法,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茆:要不然十个姚奎甲也要被石头砸死了!这件事当时传的沸沸扬扬,我们在江南都听说了。它反映了民心的向背,和载舟之水也覆舟的常识。你也一定在现场,能给我说得详细一点吗?是不是就是那天,你看到李师母他们也神情亢奋地站在街边的?

 方:是的,就是那天!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对李师母一家来说,李老师死了,就像家中顶梁柱倒了,从此寡妇孤儿只能苟活了。对我来说二十来岁,突遭横祸,从此沦为异类,受尽屈辱与磨难。而给我们带来厄运的,正是这个姓姚的在无为当政期间。面对这个恶人,怎能不怒火满腔,恨不得上前煽他几个耳光。但是,我和李师母都是历经磨难的人,也清楚自己的身分,不想给自己以后找麻烦,只能当旁观者。不过即使是旁观者,那天也吐了一口郁闷在心中多年的恶气。那场面你是未见到,见到了终身也忘不了。我们经历过的运动可谓多矣,哪一次运动不是领导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山呼海啸,群情激愤。可是谁都知道,所谓群众运动,实乃运动群众也。什么激情什么义愤,都是为了运动的需要,而调动起来的。除了少数别有所图的人,绝大部分群众都是盲目的,只是运动中的一粒棋子,任人摆动而已。

而游斗姚奎甲就不是这回事了。那是百姓自发地向这位一贯推行极左路线,从而给无为百姓造成极大伤害的统治者讨回公道的日子。所以游街的日期一公布,那天全街道早早地站满了人,有县城的,也有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大都表情严肃,有的眼里还饱含泪花,一定是想起亲人惨死,而情不自禁。当然也有看热闹的,但为数不多。就算是百万人口的大县,一下子饿死了二十多万,有几家能幸免于难!所以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在街道中出现时,全街道顿时沸腾了,一片打倒之声,向姚奎甲讨还血债之声响彻云霄。这些都是事前估计到的。

但是,很快,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人群中有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了头,只见街两旁的人,一拥而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声震云霄。也有捶胸顿足的,也有掩面而泣的,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于掀起狂风巨浪了。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很坚固,就这样也被砸得不成形了。车内的姚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只有近前的人才能看到。可以想见,那天要是不装进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就是那天我看到了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亢奋地站在街边观看,他们也一定看到我了。因为人群都拥向了笼车,我们是少数没有行动的观望者。其实我们和大家心都是通的。

茆:这件事应该写进历史!单写进地方志还不够,应该写入正史,最好在无为街头,立一个百姓砸姚笼车的记念碑。使世世代代万古千秋的执政者,都应该知道百姓不可侮,民心不可违的浅显常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百姓才是头上天!谁胆敢违背民意,下场可能比姚奎甲更惨!听说保了姚一条命的造反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批斗。

方:那是必然的。不过明知要被秋后算账,而且姚罪恶再大,群众组织也不能把他定罪,到头来还得自己吃亏。尽管如此,能有一次向姚这样的人,施行报复,还是会不顾一切去干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是二十多万饿死者的冤魂啊!斗完姚奎甲之后,一切还是老样子,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好说的。要是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为我们改正了,那到今天我们还不得像贱民一样苟活着。无为饿死二十多万人的事,也将永远被尘封着!

茆:笼游姚奎甲,算不算民间文革的一种形式呢?有研究文革的学者称,文革有高层与低层两种形式。高层是毛泽东为报七千人大会一箭之仇,不惜绑架全国,发动的权力斗争。但底层确也有部分百姓在大动乱中,乘机向统治者发起反抗。

方:我们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只盼望当权者多给百姓办些实事,别总想着法子整人。狗急了也要跳墙哩,老百姓也不总是好欺侮的。载舟之水也覆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茆:我们都是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大饥荒时代的经历者和幸存者。我们忘不了,正是有一批批人牺牲,包括被饿死的人,才有后来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所以我特别敬重, 右派改正后你陪同李信鹏老师的遗孀,数百里寻墓一事。事隔二十多年了,你们怎么能在那一片乱坟岗之中,找到了李老师的墓穴呢?

方:说来真是话长。李老师改正之后,李师母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李老师的遗骸迁回自己的故乡,与亲属子女长相守。而且她已经知道了,老师入土是我装殓掩埋的,还刻了块碑,要求我陪同前往。我也欣然同意,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总不能使自己敬爱的老师,长年埋骨荒野,成孤坟野鬼吧。

茆:无为到广德并不远,过了江芜湖汽车站有开广德班车的,要是赶上上午的班车,到广德转车,当天就可以到门口塘农场所在地:邱村。可是咫尺天涯,你们特别是李师母,二十年了,却不能到此来凭吊她日夜思念的夫君,向他倾诉作为未亡人的艰苦辛酸和怀念。你重新踏上这块埋葬了你四年青春的荒山野岭,也一定有许多感慨吧!

方:是的!我们赶到邱村时,已是傍晚,我把李师母安顿在小旅社之后,一个人在通向昔日农场的小路上徜徉。还是这个深秋,还是这个十月,还是晚风萧瑟,还是寒气逼人。今年是1979年,距李老师罹难正好二十整年!二十年啊!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却又是漫长的。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如果是一个清明时代,这二十年对李老师对我们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期,都是为国家为百姓效力的最佳年龄段。可是李老师却躺在一座孤坟里,逐渐化为一堆枯骨。我们活着的人,则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不清哪一天又是什么运动来了,被拉出去斗个七死八活,谁都可以羞辱你作践你。真的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恢复自由之身,还能陪伴师母来寻找李老师的遗骸。明知这是一件希望渺茫之事,我也得付出我的最大努力。

茆:确是一件极悲伤又极艰苦的工作,很难想象你们终于在几乎绝望时,发现了真墓穴!

方:确实是这样。所谓的墓碑,当然早已荡然无存。没了碑就和所有的无主孤坟一样,没有任何识别标志了。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地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既是乱坟岗,就基本是无主坟,也就没人来祭奠凭吊和修葺。一眼望去,只见地形杂乱,荒草萋萋,坑坑洼洼。有些乱坟堆坍塌了,还能见到几根白骨夹杂在荒草与泥泞之中。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死亡之地。不是衔命而来,谁也不愿在此停留。

茆:李师母看到这么凄凉的死亡之地,想起和自己多年相濡以沫的丈夫,竟然归宿在这里,一定是无限悲伤吧!

方:那还用说吗?师母虽然刚五十出头,但抚孤成长,艰苦备尝,生活的重担精神的压力,早已把她压垮了。已半头白发,行动迟缓了。当天面临那一片肃杀的死亡之景,连走路都困难。就这样她也陪着我连连挖掘了两天。

茆:你们是一个一个坟堆挖吗?

方: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其实哪里称得上坟堆,因无人管理修葺,只是略高于地面的土包而已。你只能一个不丢地一排排挖过去,用所谓地毯式挖掘,事后你才不会后悔。其实干这种事心里挺虚的。中国人最忌被别人挖祖坟了,那是对一个人也是对一个家族最大的侮辱。百姓们都认为这么做是犯了阴气,于人是十分不利的。这里虽说是乱坟岗,都是无主坟。但都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力惊动他们呢?所以干这种事时,我一直有犯罪感,每一次都小心翼翼,只要挖开茔地,见到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都是祈祷式的念念有辞:请不要怪罪,我们要找亲人,不得已惊动了你,我一定原样修复好,再多培上几锹土,让你安息!

收工时我目测了那块乱坟岗,不过动了不到五分之一,按这个速度,那还要五、六天。我虽不迷信,也自认为是在做善事,起码我这么辛苦,决不是为自己谋一点私利,想到这里我才少了些犹豫与恐惧,也坦然多了。但对能否找到墓穴,还是毫无把握。

茆:第三天你们还是原样一排排挖过去吗?

方:按说也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不过第三天一上工,我在乱坟岗上转了一圈,目测了一下哪里离我们作业区最近。虽说准确位置找不到了,但大方向是不会错的。所以在那认为离作业区最近的地方,转来转去。果然,隐约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官吧!所以第三天我们换了一个起点开始挖。

茆:果然是第六感官帮了你的忙?

方:哪有那么神奇的事。第三天和前两天一样,从太阳刚出山,一直干到夕阳西下,还是一无所获。不过没有第一天失望,似乎可能下一个就是。这时人的体力实在支持不下来了,那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李师母也过意不去了,连声说回吧,明天再说。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突然萌生这样的念头,成败就在今天,今天再失败了,明天就可能累得起不了床了。就对师母说,太阳还未落山,再掘几个试试。果然,掀掉第二个坟堆的土层,就可见到长短宽窄不一的白茬棺木,正是我和焦山长一起钉的那一付!木材是腐朽,一碰就烂了,但形状不会变。我连声对师母说,找到了!找到了!我马上开棺了,你最好站远点,免得受不起这个刺激。师母哪里听我的,恨不得上前用手扒开棺木。她想象不出,那么鲜活的一个人,学问好,品德高尚,一直受人尊敬,没有任何过错,开过几次批斗会,人就被送走了。走时是四肢健全,思维敏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大活人,现在要见到的却走一堆白骨。究竟是谁给人间带来如此的悲剧?这一切岂能就“改正”二字便打发了?

茆:撬开棺木时,还是原先装殓时的体形?

方:那还能变得了?只是一切有机物都消蚀干净,归还给茫茫大地了,连同那件轮廓还依稀可辨的皮背心。留下的只是依然低着头蜷着膝的一付白骨架。李师母一见到她日夜思念的亲人,竟然是这么模样时,立即昏过去了。剩下来的拣骨和装袋工作,都由我一个人完成了。翌日我们便匆匆赶回无为。遗骸是被拣回来了,但生命青春连同屈辱恐惧疲惫和挨饿都永远丢在这荒凉的土地上了,一同丢失的还有夫妻恩爱,阖家团圆的渴望,和重返课堂重执教鞭的本不是奢求的梦想------

茆:一同丢失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处,和对宣传与口号的激动,乃至对当时执政者的信赖------

          2006/4/4于广州      2007/7/13二稿

             2016/3/10定稿于芜湖

五柳村2016年4月12日收到

孙正荃:同“号子”的小王和老汪

April 3, 2016
—— 文革实录之一

作者 孙正荃
前 记:从二十二岁到四十八岁,我在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做了二十六年“喉舌”和“工具”。在“史无前例”革文化命的运动中,我却因为得罪权势被罗 织罪名而两次身陷囹圄,并决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里,我向世人实录报告我生命体验中的坚守和挣扎,无奈和屈辱,还有那么多的迷失和荒唐。为了表明材料 的真实可靠,文中出现的人物不论官位大小形象美丑,一律用实名。

我被几双特别有力的手迅猛推进了吉普车,夹在后排的中间,死死的,动弹不 得。我的思维却慢慢开始清朗起来,我明白,这是送往“五处”——我在政法单位采访过多次,抓了人,统统先送这里,这里正式叫“青海省公安厅预审处”,它的 后面(还是旁边?)就是“五处看守所”,老百姓都管它叫“监狱”。

看守所坐落在西宁市最南端的一块洼地里,青海人几乎都知道有个“五 处”,那是关犯人的地方,可大多数人却不晓得它具体在什么方位,你从它旁边走过,还是发现不了它。这个看守所建造时间不长,在国内也属一流。据说是所谓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公安部副部长王昭来青海任省长时的事,他是内行,他说要一流自然就是一流。可他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没出几年,竟会死在他自己批准设 计的这座“现代化”监狱里。那是1967 年青海“2.23”事件后,他作为“策划”、“后台”,“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逮捕,后因糖尿病得不到必要的关心和治疗致死。文革前,我曾多次参加过 他主持的会议,多次听过他的讲话,还多次跟随他下乡,所见所闻,觉得他是我亲历的历届青海省领导中最有魄力最有水平的一位。十年前的那次血腥大屠杀(十分 钟死伤五百多群众),其实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在此,我愿他的灵魂安息。古时有“作茧自缚”的故事,我想,历史常常有许多偶然和巧合,或许,正是这些偶然和 巧合,为历史增添了许多色彩,许多精彩,许多回味和许多沉思。

吉普车在看守所门前嘎的一声停下的时候已近傍晚,押我的和收我的叽叽咕咕一 阵后,就让我下了车。走过第一道铁门,一个特别胖的中年人(后来知道他原是省体操队的相扑运动员,因为“作风”问题成了这里的所长)问我:吃过晚饭没有? 这里四点半开过饭了。态度一点不严厉。我说,有就吃,没有就不吃了。他再没话。走过第二道门,就进入一座房子,胖子说:把身上东西都拿出来。马上又补充 说:皮带也拿下来。其实我在做记者时就听说过这里的“规矩”,把手表之类全留在家里了。我看到旁边有个很瘦的人在翻查我带来的几样简单的物品,不过非常马 虎,只是拣出了半包烟和几张纸。然后,他们要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名,那是我留下物品的一份清单(二十个月后我被释放时,毫厘不差地归还给了我)。所有这些程 式都比较人道,没有训斥没有搜身甚至说话也还平和。接着,那个瘦子领我穿过一个院子,打开了第三道铁门,走到一个不方不圆的象个亭子一样的地方,后来才知 道这就是“所”里赫赫有名的按照现代科学原理设计建造的“八角亭”。据说,站在亭子中央,可以清晰地听到四面辐射出去的周边几十间号子里的声音,尤其令人 叹为观止的是,还可以准确地分辨出是哪间号子里哪个人的声音,当然,这需要经过训练。这方面,老犯人都有切身体验,甚至为此吃过苦头。接下来是第四道铁 门,哐当一声开了又哐当一声关了,出现在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在前面,他在后面,二三十步之后,一个声音传来:“站住。”又是哐当一声,开了门,然后 是两个字:“进去!”我往前跨出了一步,再哐当一声,关了门。

一切死寂!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至少有半分钟,听到远处又 是哐当一声,那自然是关走廊的门,然后又是一片死寂!就这样,我完成了自由人向犯人也就是人向鬼的转换:简单极了,无须证明,无须证据,只要一个电话,一 张条子,最多,一份报告。是的,我被生活放逐了,被历史愚弄了,我的纯真我的赤忱我的尊严还有我的自由,统统被专制暴政欺骗了践踏了蹂躏了剥夺了……

我抬头看了看屋里那盏高悬在天花棚上的昏暗的灯,等我低下头来时,四周更是模糊一片。

眼 前是一个像炕一样的铺,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一个念头出现在脑际:我怎么什么也没带呢,幸好天热,没有被子也可以过夜。忽然,心头又是一震:很好,你的思 维很正常,你还是个正常的人!这时,我看见炕上坐着两个人,一个看上去也就三十来岁吧,他一直注视着我,但没有开口;另一个离我远一点,年纪大些,却似乎 懒得朝我这边看上一眼。我麻木地在炕的另一头坐了下来,靠着墙,眼睛直视着一无所有的前方。

“洗把脸吧,那里有自来水。”说这话的是那个 年轻人。我朝墙角看去,那里有一个水龙头,旁边是个蹲坑,很干净,周边也没有一点污渍。我没有去洗脸,眼光继续在屋子里扫描,看到门边是一排暖气片,门背 的上半部是用油漆写的“监规”,好像有五六条,都是以“不准”二字打头,中间则是一个圆孔,后来才知道,那叫“窥视孔”,外面有块铁皮遮着,就是说,你始 终在被“窥视”中,而外面的一切,你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我坐着的这个炕的后墙上方,有大约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高的一个“窗户”,钉着铁条,即使像我这样一 米八十的个头,即使是站在炕上,即使再垫上被子,也无法看到外面任何的动静。多少年后,我读了金敬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才知道,原来青海的这个监狱 完全是那个著名的“秦城监狱”的翻版,难怪我时时生出老金曾跟我关在一道的怪异念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该有星星了吧,今天是农历什么日 子呢,有月亮吗?我脑海里突然奇异地飞过几个画面:好像是在河北沧州一个叫“豆店村”的地方,应该是刚走出大学吧,我“下放”在那里劳动,那时大跃进嘛, 公社化嘛,常常“吃在洼,睡在洼”,夜里,躺在麦草垛上看天上的星星,多么明亮的星星呀,我可以凭着星星的位置,看到时间移动的脚步。后来,在北京,再后 来在西宁,再没看到那么亮那么亮的星星了。好像还是在童年,什么玩具也没有的童年,闲得实在没有什么好做的时候,就看天空,看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月亮,甚至 傻乎乎地数过,一次,母亲笑着问我,数清了吗,是多少啊?长大了,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应该失去的或者是不应该失去的,都没有了。忽然记起西川的两句诗: “星星虽不歌唱,世界却在倾听。”多好呵,可是这个寂寞冰冷的世界能听到我的什么声音呢……


没两天,我和同牢的两个人便互通了 “尊姓大名”,年轻一点的姓王,年长一点的姓汪。小王是青海造纸厂的工人,年纪看上去也就三十上下,可他说,他在这里已经六年,算得上是“老鬼”了。我问 他犯了什么罪?他轻轻松松回答说,“反革命。”我又问:“怎么个反革命?” 他随口讲出来的话着实让我一阵战栗。

“那年,都说毛主席和林 副主席身体都非常健康,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25岁。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饱饭没事,在一块闲聊,好像正是开过什么大会,讲接班 不接班的事。我知道林副主席比毛主席小,可没小这么多,我就随口说,林副主席接不上毛主席的班呵。大家问我怎么回事?我还向他们解释了呢。没料,不多久, 公安局来人就把我抓了。我知道是那帮“瞎忪”(青海当地骂人的话)害了我。”

“林彪1971年不是完蛋了吗?怎么没放你出去?”

“说我反的是毛主席。”

“那怎么不判?”

“判了倒好了!”

“什么意思?”

“我在这儿六年了,进进出出的也有几十了吧,可就是不判你。”

“为什么?”

“这么跟你说吧,越是时间长的就越是没法判的。你肯定是个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吧,这里稀奇古怪的事,你别说没见过,肯定听也没听说过,慢慢就明白了。”

“那怎么判反比不判好呢?”

“判了,可以出去劳动呀,可以见到太阳,最主要,可以有人说说话呵。现在这么死关着,哪年那月是个头?”

“你要求他们判刑了?”

“要求了呀,又不是我一个。没用。这里有关了十多年的!”

这 时,门外突然响起轻微的脚步声,小王从炕上腾地冲到了牢门后面,耳朵紧紧地贴在门上,神情专致地听着。一会儿,有一扇门打开了,好像有说话的声音。小王回 过头来对我说,是送东西的。过了一会儿,又说,可能是七号。又过了一会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小王才再坐到了炕边。我问他:“怎么知道是送东西的?”“听 着有东西往脸盆里放呗。再说了,出去还是一个人的声音,要是提审,进来一个出去就应该是两个。”又问:“怎么知道是七号的?”“我们这里是十号,从声音上 听,肯定是七号。”又补充说:“隔壁八号,对门九号从来没人送东西。”接着,我拾回刚才的话题:

“你说这里有关了十多年的?”

“有呀,每天送饭的那个老头就是。”

我 记得他说的这个人,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就在把我关进来的那天晚上,有个人端了一碗东西送来,说是所长交代的,是我的晚饭,我说不吃了,他没吭一声,转过 身就走了,然后听到“咔嚓”一下,是铁门上那把大锁卡紧的声音。那肯定就是他。当时我有点纳闷,做饭的有权开门关门?后来才知道,每天第一顿饭前,是狱警 先来开锁,开饭结束,“狱工”就上锁。到下午开饭前,再由狱警开锁,饭后再由“狱工”上锁。这样狱警就免得一趟趟跑。好久之后,我听说了他悲惨的故事,这 在我二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是有良知有人性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他是藏族(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老家在黄河上游的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在我国就只有这一个聚居区,这里还有回族、藏族等民族杂居。)他的汉话是在牢房里学会的。大约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到三十岁,他 和他的同乡一道到了印度(是叛逃?不清楚),先是在那里打工糊口,后来被东家看中,可这个年轻人既不答应“接班”又不愿意招赘当“婿”(我以为可能源于他 那个民族根深蒂固的野性和倔强的禀性)。于是他离开了东家,到另一个地方谋生,后来竟自己当起了“掌柜”,但是始终没有成家(为什么?谁也不明内里),再 后来,他只身回到家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他的亲人了,他把带来的钱分成几份,给了几个远房亲戚,在那里只住了七八天,就悄悄地离开了。 据说,他来的时候背了一个褡裢(藏族百姓用羊毛编织的大袋子),走的时候还是一个褡裢。路过黄河时,他在河滩上拣了几块石子,放进了肩上的褡裢里。然后到 了西宁,然后住进了宾馆,然后买好了去国外的机票……就在他准备启程时,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猜想是便衣,把他带走了。审查时,据说只问了他一个问题:“这 些石子是干什么的?”他无言以对,也就是“交代不清”。

我不明白,如果他有“前科”,如果他是“特务”,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得了,这么关着算什么呢?

小王笑了:“是反革命,是叛匪,是特务,早就判了,就因为不是,或者没法证明是,才这样‘无期徒刑’呢!”

这 句话着实让我通体冰凉!我这才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另一个天地,这里完全是另一种规则。从50年代到70年代,“组织”上不断告诫“思想改造”要 “脱胎换骨”,我隐隐觉得,这里何止是要“脱胎换骨”?我迷茫中一惊:自己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脑际不禁再次想起报社那个头儿在狞笑中说的那句赤裸裸 阴森森话:“孙正荃,写文章可能你还可以,搞阶级斗争,你差远了。”“阶级斗争”,不就是把你从肉体到灵魂彻底剥夺,让你的尊严、自由,乃至温饱,一切的 一切真正一无所有吗?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是谁允许他们如此的肆无忌惮?我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那样疲倦。我凝视着黑暗,凝视着孤独,凝视着自 己,心里没有了方向…..

同牢的另一个犯人(现在称“嫌犯”,那时都叫“犯人”)年纪稍大些,估计有四十多岁吧,这个家伙的最大特点是难 得开口,从我进来以后,他的“语言”只是他的眼神,比如我把妻子送来的桃酥呀苹果呀鸡蛋呀递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话,但我从他微微抖动的眼神中,甚至欲言 又止的嗫嚅中,读出了他的感谢和不安,他常常只是收下很少一点东西,偶尔说的一两句话也很让我感动:“老婆来一回不易,自己吃吧。”或者“你身体不好,留 着自己用吧。”我和小王东拉西扯,他从不插话,我们在“号子”里“锻炼”身体 ,他也从不参加,大多时间是蒙头睡觉。但时间长了,即使很少说话,我也猜出了他的一些事,一是他在西宁肯定没有家,或者虽有家却没亲人,或者虽有亲人却跟 他已经没有来往;二是他犯的事不小,肯定比小王比我的都要大,经常“提审”,经常写“交代”就是证明;三是这个人不简单,从未见他向那些狱警乞求过任何事 情,即使发烧热度多日不退,即使裤衩烂得已经无法再穿,即使牙刷只剩了“根”……按照这里规矩,凡家里没人送生活用品的,看守所是定时发放的,比如三四年 发一次棉衣,一两年发一条毛巾等等,管理人员“忘”了,你可以“报告”,“报告”次数多了,他们也会来“验明正身”,然后把东西送来。可是老汪从来不“报 告”,那条裤衩,我见他补了又补,最后,实在是连遮羞的功能也没了,可他还坚持不“报告”,还是小王代他“报告”了多次,才解决了。慢慢地,我想他或许就 是那位李姓提审员在我刚进来时提醒说的“说话注点意,里面有真反革命”的那类“真反革命”?我问过小王,小王悄悄说,他确实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好像是 叫什么“中华革命党”。再后来,从老汪的一言半语中,也听出了一点情况,他们这个“组织”相当庞大,非但人数多而且层次高,现在已知有省上厅局级的领导, 真是匪夷所思。我不禁想起政治学习中常说的一句话:“形势越好,阶级斗争越尖锐越复杂……”

在我释放前大约两个月的一天,突然,老汪被 “喊”出去,而且命令他带上所有的东西。他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一无所有!铺的盖的穿的用的,全部是“政府”发的。当然,这些东西现在也成了他的财产,他可 以而且必须带走的。他走出“号子”不久,小王就很有把握地说,这家伙,不是换号子就是放了。我有些奇怪:“不会是判了?”小王分析说,今年以来,他们那些 人,判的判了放的放了,老汪嘛,我看只是小喽喽,连他都判,太多了。

应该说,小王还是用他在共产党教育下的“惯性思维”在分析,共产党的奥妙岂是老百姓靠“惯性”能一眼洞穿的?再说了,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冤”至今还停留在“是有人害成我这样的”这个层次上,他恐怕难以窥透老汪案子的复杂。

老 汪的事是在我离开看守所以后才弄清楚的,原来那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大西北的一个惊天大冤案!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是许多许多小运动连起来的,一个套一 个,马不停蹄,不断革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1971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这“一打”打的就是“反革命”,包括历史的现行的,以及历史加现行 的,老汪肯定就是那时候被“打”进去的。

这个案子发展到了1978年,当时西北局的一位负责人在审查这个“特大反革命案”时,不经意地问 了一句:“证据呢?他们的那个‘纲领’呢?他们的‘图章’呢?他们的‘旗子’呢?怎么一样都没有看见?”真是要向这位领导磕头啊!要知道,那时,已经有数 以十计的冤魂在地狱里游荡,还有数以百计的好人依然关押在大牢里。两年后,我获得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揭开了此案的层层云罩雾障,现在我只能简单地作一点 记录,因为这毕竟与本文主题稍稍有些偏离。

交代的口径怎么会那么丝毫不差呢?这是我首先提出的一个疑问。

逼出来的!那是无法无天的逼、供、信啊。以图章为例,在关押了漫长的日子之后,在各种刑具的滋味都尝过之后,审问便进入了这样的“收获”阶段,大体是这样的:

“你们的反革命组织有图章吗?”

原先坚持说没有的,这个时候都回答说:“有。”

“什么样子的?”

“圆的。”(图章大多不是圆的吗?自然先说是圆的罗)

“还不老实!”

“方的、方的。”(听话听音嘛,自然得赶紧改口)

“我看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了。”

“椭圆的。”

“早就该这样,非得一点一点挤牙膏。回去写材料吧。”

关于“图章是椭圆形的”交代材料就这样一份份毫无二致地“出笼”了。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牵涉进去呢,上至厅局级领导下至贩夫走卒?我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这 也很简单,一个咬一个呗。那个时候的斗争会,文斗武斗一起上,而且有个难以置信的规定:只要有一个人揭发一个人证明,就可以拘捕。起先抓的多数是些无名小 子,后来级别越来越高,那是因为先抓进去的“反革命”自知冤枉却没法伸冤,看看那些掌握斗争会的家伙一个个都神气活现,便来个“以毒攻毒”(文绉绉一点叫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咬你一口。于是,昨天还在斗别人,今天就被别人斗,真是既热闹又悲哀。一天,一位公安局长竟然也被“揭发”是他们的“党员” 而戴着铐子登上了批斗台,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却这样讲:“大家千万别以为斗争可以告一段落了,不!大家看看,阶级斗争何等尖锐复杂,敌人都钻到我们心脏里来 了,我们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松劲吗?”下面便大声呼应:“彻底镇压反革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可怎么才叫“全胜”呢?“敌人”就这样越造越多了。

我只有目瞪口呆!

常 常想起一句话:常识不是真理。殊不知我们因之而接受了多少连常识都不如的“真理”。当“肃反”“肃”到这个地步了,它的荒谬难道不是凭常识就能一眼看出来 的吗?然而,一级又一级的领导竟然都看不出来,是真的没有感觉到?没有看出来?恐怕未必。他们是不敢,他们没有为了维护常识(更别提“坚持真理”了)而违 拗“最高指示”违抗“党的原则”的勇气!他们高踞庙堂之上,却不敢说皇帝是个光屁股!比如,那位伟人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打就打,无非是死它几亿人。中 国六亿人,死三亿,还有三亿呢!那口气是何等豪迈却是何等可怕?他周围的人,谁说过一个“不”字了?似乎只要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斗私批修, 我们就会无敌于天下了!还有,我在后面要记叙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明的“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岂不同样精彩?那年月,到处都在用“增量法”煮 饭,据说,用这个先进的科学的办法煮饭,一斤粮食便会魔术般地涨出三斤、四斤、五斤乃至六斤、七斤饭来,这样的国际级笑话竟然出自高层领导之口。莫非是我 们都疯了?是的,是疯了,但良知未泯人性未灭的人不会疯,疯的是那些当权者。有一句成语叫“利令智昏”,而“权令智昏”更为普遍,后果也更为可怕。权势往 往遮蔽常识,甚至违背常识,却打扮得比真理还要真理。我常想,说“肉食者鄙”的那位古人,一定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这才有了识见,有了睿智,也才有了 勇气。金钱也吧,权势也吧,都无法改变常识,常识总是和平民百姓同在,那些企图凭借金钱、权势同常识作对的人,最终总是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他们被常识碰 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广大的百姓唾弃,自然早晚也会被历史抛弃。君不见我们早年那些“牢不可破”的“同志加兄弟”而今安在哉?于是,我越来越坚 信了自己的判断,越来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写到这里,我不知怎么会想起耶稣和日瓦戈医生这两个不相干的神和人,可他们却做了两件相同的 事:耶稣到一个村寨里为病人治病,病人一个个都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但最后,经他精心治疗的病人却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日瓦戈医生发现他所处的时代生了病: 暴力、欺诈、虚伪……但时代拒绝了他的诊断,已经当上了秘密警察将军的哥哥反说他生了病。他被永远地放逐,突发的心脏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一 个是《圣经》中的故事,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里的情节,都不是真实的生活,但我感到它们比生活更加真实。想想纪德的《访苏归来》吧,想想罗曼.罗兰的 《莫斯科日记》吧,想想马寅初、梁漱溟、顾准、林昭们吧,他们并没有刻意地想成为时代的医生,他们或许只是象日瓦戈医生那样只想用自己的高声喊叫来驱走狼 群,然而他们最终同样只能面对广袤的原野皑皑的白雪,泪流满面,恰如日瓦戈的命运,甚至比他更糟:只能面对铁窗,面对绞架,面对死的永恒!

此 时,我的耳边又一次响起我们马校长的声音,那是迎接1957年新年时,在大饭厅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他能自由讲话时说的最后的几句话:“他们说我的‘马’是 马尔萨斯的‘马’,不,同学门,兄弟我的‘马’,是马克思的‘马’!”当历史跨进1957年,多少喉咙再也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段历史呵,该如何书写呢?

posted by 五柳新村Friday, November 10, 2006 at 5:41 AM(首次发表)
2010-12-20 18:04:23再次发表于五柳村地方网易博客(已被封闭)

 

 

 

奚青:锥心刺骨 悔憾终生--回首保定市十万人公判大会

March 30, 2016

白桦:守望底线

March 27, 2016

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

2016-03-26 因为爱

防止失联请加小编|微信号:improvefl-boyuan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我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

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曹智澄:一封告密信 高墙二十年

March 25, 2016

原载《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我出生于1935年,父亲是技术人员出身,思想开明的企业主。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全家东躲西藏,抗战胜利全家欢欣雀跃,宁波解放全家积极响应。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父亲率先一次性将工厂“赎卖”给国家,他本人成为国营工厂的总工艺师。全家兄弟姐妹中有一半人是共产党员。

 

1953年—1957年,我就读于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今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3年我以叛国投敌罪服刑4年后在劳改农场做留场人员,继续劳动改造。1979年秋,一纸公文宣告错判,明确认定是一起冤假错案,予以平反。

 

面对历史,我是沧海一粟,作为个体,20年黄金岁月几乎是生命的全部。

 

反 右、文革对知识分子是一场空前浩劫。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推波助澜的小人,他们成了冤假错案的间接制造者,甚至是置人死地的“杀人犯”。但 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幡然醒悟?有多少人得到了惩罚?相反绝大部分至今仍逍遥法外。难道他们不应该在道德层面上受到谴责?不应该在历史上也留下一点不光 彩的痕迹?

 

一、十年右派生涯

 

1957年 初,临近大学毕业,我与同学先去大连化工厂实习,然后单独到北京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在主任工程师指导下做毕业设计。反右开始后,一次偶然机会我到北大、清华 去看大字报,与那边的中学同学乌传经等有过接触。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大鸣大放”以至感到新奇和震撼,也有一些共鸣。毕业设计结束回到上海学校 后,正值学校反右。当时我是团小组长,可是我未能如团组织期望的那样积极投入运动,我行我素,空余时间看小说、打篮球,因而受到团内“警告”。在此期间, 我这个没有城府、惯于直抒己见,对谁都不设防的人,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给乌传经这个我自以为了解其实完全无法了解的所谓“同学”写了一封带有“观点”和 “倾向”的信,谈了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陈词滥调:“……民主、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即使有高度的物质生活我也不爱……”万万 没想到,乌传经竟把这封微不足道的私人信件寄给了我的单位党委,使我从此掉进万丈深渊。

 

一夜之间成为右派

 

毕 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另名化工部第七设计院。当时从院党委、总师(如已故化工专家姜圣阶)及科室领导对我都很好,因为我勤奋好学、积极 向上,不仅表现出一定的工作能力,也表现出文体方面的一些天赋,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我没有主动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谬论”,但 我却是领导眼中抄写大字报的高手,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速度极快。因此院内有什么需要张贴、公示的文件和大字报往往由我来完成。我完全可以不被卷入这场劫 难,可是乌传经却轻易改变了我的人生。乌传经的信震动了整个设计院,一夜之间申讨我的大字报贴满了设计院墙面。

 

噩梦从此开始。批斗、不服,批斗、不服,再批斗、不服……“戴帽”顺理成章。政治帽子是一座如影随形的隐形监狱。我被全方位监督起来,因为住在集体宿舍,一言一行甚至连梦话都会有人及时汇报,我失去了所有权利。

 

 

 

 

(图为反右运动前的曹智澄)

 

足足三天我深夜徘徊街头,嚎啕大哭。从此我彻夜失眠,头痛欲裂,但工作还得继续。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得承受,岁月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看不见尽头。

 

所幸我还被继续留在院内搞技术工作,虽身处同学、同事中间,却是另类贱民。

 

划 为右派的最初几年,被扣了工资,被剥夺了所有假期,每当重大节假日别人欣然回家,我却受特别监管。不时遭受人格污辱。那时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南化集团 公司筹办了一所大专以上水平的化工学院,需要师资,设计院有几个技术人员被抽调为该学院的兼职教师,我是其中之一,每星期有六节有机化学课。备课和教材编 写全部由自己业余时间解决。我从被通知到去上课只有一天时间,那一天我下班以后匆匆扒了几口晚饭,就在宿舍里一直备课到凌晨4点。早上8点 我拿着几张临时写成的讲课提纲走上讲台,教室内几十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学生,以好奇的目光接纳了我。兼职教师生活过了一年。有几次我发现南化公司的总工程师 在听我的课,事后我知道他对我评价甚好。我们那几个被抽调为兼职教师的技术人员每学期都有相当可观的额外津贴,可是我却分文没有。

 

我被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又迟迟摘不掉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摘帽的前提,除了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以外,必要条件是转变“立场”,要不断否定自己,痛骂自己,最好还不断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行”。对于这一点我总是达不到要求。

 

右派帽子变成了铁帽子

 

反 右后期总路线,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各地开始大放“卫星”,设计院也不例外,通宵达旦搞“模板设计”,搞技术革新、大炼钢铁。我也废寝忘食投入运动,当时工 作上我有一个年轻搭档,是上海复兴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我们友善相处,配合默契,短短时间搞成了一项能缩短化工生产工艺流程的技术革新项目,并且做成模型到 北京展览。随着大跃进的深入,灾荒开始了,不久那个年轻人居然带着他年仅12岁 的弟弟在故乡昆山火车站卧轨自尽,据说现场惨不忍睹。消息传来,设计院一下子又轰动起来,对死者扣上了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铺天盖地申 讨死者的大字报,每个人都在用不同方式与死者撇清关系。可是我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大哭,说死者是一个好人,各级领导为之愕然!随后对死者和我再一次深 挖细查,了解到死者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父母离异之外,一向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向上。在设计院工作期间,工作勤奋、表现良好,而我和他也仅仅只是短暂的工作 关系,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那 时南化公司在附近农村办了一所农场,专为公司所属各单位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之用,“搭档事件”之后,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放鸭、养猪、割麦子甚至下河捞猪草, 赶粪车,我都干得像模像样。有一次,一个女职工晚上竟然把我的脸盆当尿盆,还在领导面前捏造了关于我的许多所谓的反改造言行,导致领导找我谈话说“曹智 澄,你很顽固啊!给你这么好的改造机会,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一点都没改啊!你还在看小说、唱歌(中外名曲),还嫌伙食不好,还说胡萝卜可以当水果!你 过去吃惯了水果,现在只有胡萝卜了,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一脸的认真严肃,颇显威严。我想反驳但我忍住了。心想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劳动 了,吃饭也很香。这样繁重的劳动持续了一年多,因工作需要我又回到了科室,尽管工作成绩良好,但是摘帽却依然遥遥无期。

 

1966年 后,设计院变得骚乱而恐怖,“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分成各个派系,墙上不时有“红色恐怖万岁!”“打倒一切走资派及牛鬼蛇神”标语。牛鬼蛇神们除了扫 街、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以外,被打、辱骂、揪斗、挂牌游街变成家常便饭。有一次,我被勒令在胸前挂上表明“右派”身份的小黑牌并告知24小 时不得拿下,我不服,于是被立即关进密室禁闭。所谓密室,实则是设计院后院日伪时期建成的一座圆形碉堡。紧挨碉堡是一堵两米多高的矮墙,墙根堆放了很多钢 管,从钢管到墙顶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在碉堡中,我被勒令不断写检查、读毛选、深挖思想深处的“反动根子”。除此外,还时不时有造反派来骚扰。终于,有一 天我被带出去吃晚饭时,趁机找了一小节钢锯回到禁闭室。深夜12点, 我在铺板上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说:“生命是自己的,我要保留或舍弃它是我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权支配……你们这样做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鲁迅说……罗 曼·罗兰说……”总之,写了一封书卷气十足的幼稚可笑的“反抗”信。写好后我就用半截钢锯撬开了窗,再踏上钢管翻越矮墙,到了路上。我想,不管是死是活, 或到何处去,都必须再和父母、亲人告别一下。但是我又怕直接到宁波会连累全家,于是我先到慈城,在那里打电话给我大嫂要她来和我见面,她如期而至,我告诉 她我已离开设计院,不准备回去了,问家里父母及其他人的情况如何。我是否可以和他们告别一下,她告诉我,家里已经被搜查过多次,房子也绝大部分被占用了, 父母现在只能睡在厨房里,如果我再一去,一切就都说不清楚了,后果会非常非常严重……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觉得我没法死,也不能走,为了尽可能顾全家 庭我必须回去。我准备好去坐牢。于是我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异乎寻常淡定地回到了南京。大桥还没有通车,当轮渡到岸时,我发现设计院大批人马守候在码头上, 接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批斗、禁闭、审讯、戴镣铐。那时候审讯我的已经不再是设计院的造反派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些陌生人,他们轮番上阵,整夜不让我睡觉, 问我准备逃到哪里去,是不是香港?我说:就算香港吧。再问:“去干什么?”“凭劳动吃饭!”“具体想干什么?”“最想当出租车司机,我会开摩托,学开汽车 也不会太难”就这样,审来审去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所谓政治企图,但我还是被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宣布正式逮捕,刑期四年。

 

二、十年牢狱之灾

 

1969年 初,我被戴上镣铐,押上警车,由两名刑警把我送到苏南第一支队部(社渚农场)劳动改造。女监舍很像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踏进院落右手有一座约两平方米的水 池,由一个身高体壮的女犯每天从监外小河中挑水倒入池中供女犯使用。院落尽头有一座极为简陋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两排用竹子搭成的晾衣架,我平生第一次见到 晾在架子上的如此破旧的衣服!几乎没有一件能找到原来的布料及颜色,每件都是千缀百纳,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贫穷!院落左右两侧是两排平房,各住着五六十个 女犯。100多个女犯被编制成十来个小组,有一个小队长(女犯)和记录员(女犯)负责管理,整个女监由两名公安干警女管教监管。我被编在一个由全部刑事犯罪人员组成的小队里,监舍内是泥地,左右两边是竹子搭成的通铺,中间是一条长走道,夜间用来放便桶,每人睡觉和活动的地方大约是0.8×2.2m的位置(在这方寸之地,我足足生活了4年)。我的左边是小队长,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杨某某,右边是被判18年有期徒刑的惯偷蔡某某,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因为她们属于刑事犯,而我却是政治犯,便于她们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进入监狱,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甚至还有一种好奇心理,我掐指计算4年刑期无非就是1460天,我可以凭我的意志和健康熬过去。在狱中,我吃的第一顿饭是薯条糙米饭和清水煮的“飞机包菜”。为了维持健康和体力,我甚至不经咀嚼就吞咽下去。

 

社 褚农场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劳动改造农场,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关押人数庞大,有一次狱中召开公判大会,去指定会场时,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一大队清一 色剃成光头的男犯,场景十分“壮观”。像这样的公判大会在狱中我参加过好几次。在会场中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往往被安排坐在离公判台最近的位置,公判结束总会 有几个罪犯直接在台前被枪毙,我曾经亲眼见到过在我几米以外几个年轻男犯被一枪毙命,枪毙的往往是顽固不化的政治犯。

 

女犯监舍附近以种茶树、桑树为主,兼营养蚕,养猪等副业。如今在电视荧屏上看到采茶女,往往会给人以美和浪漫的感觉,其实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动。

 

清 晨天蒙蒙亮,吹号起床,快速用冷水洗漱。由队长领回的早菜,多半是一小碗萝卜干之类,并由她负责分到组内十几个人的碗里,每人也就五六块。主食由每人到固 定地点排队领取,早餐就是一盆稀粥,午、晚两餐是清一色的杂粮糙米饭和水煮包菜、萝卜和土豆。就凭这点营养要维持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午后1点到天黑收工为止的生命所需。如果是农忙季节,还要去抢收抢种。忙碌到深夜或凌晨也是常事。但是星期天则是人人期盼的休息日,中午有一顿大白馒头加红烧肉。监狱里的红烧肉是我出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过完星期天往往有几个晚上会连续梦见大白馒头。

 

女 犯主要负责管理茶园及桑田,采茶及采桑叶季节以外就从事田间管理。挑粪、施肥、除草、喷药是日常工作。劳动量是有指标的,被分配的工作必须按质按量完成, 如非农忙,晚上有两小时的学习——除了政治学习还要对每人每天的劳动表现做出评价。日复一日,我从不会农活居然成为一个劳动能手。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我本 不会挑担到能挑起120余斤的重担,只经过一到两月的时间,代价是右肩至今有一块厚厚的老茧,以及早早就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至今还常常压迫神经,导致右腿疼痛难忍。

 

春 分以后忙于采茶,因为要赶时间不能让嫩芽老掉,每当天蒙蒙亮就要背着茶篓出工,即使遇到滂沱大雨也丝毫不能懈怠,先采一叶一芽的高品质茶,再采二叶一芽, 那是一项非常精细的体力活。要凭手指的灵巧和长时间低头弯腰的韧性才能完成。随着春光老去,茶树上能采的也就是老叶了,那时候每人就要在手指上戴上专用的 刀,为了加快速度,还要双手并用,采满一篓茶叶就由队长称重,完成指标就能松一口气。采下的茶叶集中倒入大箩筐,装满一担约百余斤,由队长派人挑下山。我 曾多次在大雨中光着脚,挑着一担一百多斤重的茶叶,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采桑叶季节更是辛苦,由于茶叶和桑叶中都含有生物碱,一天 劳动下来不仅腰酸背痛而且每个手指都被腐蚀得肿胀甚至开裂出血。

 

高强度的劳动我能够慢慢适应,但是对于一星期一次的集体洗澡往往使我心存畏惧。因为洗澡是在一个3平 方米左右的狭小热水池中,一百几十个具有不同背景的女犯分组分批排队进入池中进行,水能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但这样的待遇却是许多人所期盼的。女犯监舍 规定,不论春、夏、秋、冬每人每天只供应一热水瓶的热水。喝和洗都在其中,我居然学会了用两茶杯的水把自己从脸到脚洗一遍,这样我就可以在集体洗澡时只用 双脚在池中浸一下就算完事。此举并不妨碍他人,但却被作为资产阶级作风汇报上去,于是我被女管教教育了一番。即便如此,我依旧保留这个习惯直至出狱。

 

那个年代,在女犯中,政治犯也屡见不鲜,我见到过最年轻的两个政治犯。一个13岁一个14岁, 她们的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实际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都被判五年徒刑。遗憾的是我见到她们时,她们只具有稚嫩的脸却无天真的心。她们已学会了事无巨细向 上汇报,检举揭发所谓的反改造行为。当然也有几个和我有共同经历的,我曾认识一位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反革命分子”,她因书写“反动日记”被人揭发而 判刑5年, 她长相美丽,很有学问,她的父亲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弟弟是上海财经学院学生,一家三口都因反革命罪被判刑改造,在交往中她曾说:“我们还年轻,肯定比 有些人活得久,这个年代会过去的。”我们在狱中接触甚多,互相帮助,互相勉励,这算是在那个酷虐环境中最温馨的一段回忆。但这样的交往,是极具风险的,如 果我们中间有一个是像乌传经这样的告密者,那我们的下场或将会像北大才女林昭、辽宁张志新和北京遇罗克一样悲惨!但是人是需要精神抚慰的,这种交流在当时 的生存环境下绝对是彼此疗伤的一种好办法,正因如此我们虽然健康受损,多病缠身,却都能熬到出狱。

凭借我的积极劳动,努力完成管教分配给我的任务以及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在最后一年,我当上了管理100多 号女犯的大队长。每天只需带领她们出工,到工地给每个小组长分配工作任务,检查劳动质量就行。实质上成为了管教人员的左膀右臂。除了分配工作以外我还兼任 书记员帮女犯学习、写材料、写家书,在给她们写家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其实这些形形色色的女犯中有许多人原本是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遗憾的是在狱中我 给女犯们写了无数封家书,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封家书,也从未收到过来自任何一位亲人、朋友、同学的书信。

 

三、留下深深烙印

 

终于结束了1460天的刑期,时间到了1973年, 我伤痕累累,一身疾病,但精神依然十分饱满,我接到了刑满释放通知书,我满以为从此可以回家,回归社会,残酷的事实又一次打破了我的天真幻想。刑满只不过 改变了一种身份,从劳改犯变成农场场员而已。回归社会是绝无可能的,我的“工作”地点依旧在社褚农场,我的“工作”内容和劳改时完全一样,不过换了一个稍 好的住宿环境,所谓的场员宿舍。有了一张单独属于自己的床,每个月有18元的所谓工资,每年有10来天回家探亲的待遇。我清楚记得1973年夏天刑满释放回家时,我拎着一只破旧的布袋,一把破扇子,深夜在上海火车站站前广场昏暗的灯光下,席地而坐等候去宁波火车时的情景,孤单、寂寞、凄凉。我突然想起了法国作家雨果名著《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包而被判刑,19年后刑满出狱的情景。他怀揣一张“黄护照”,去敲人家的门,要求住宿而屡遭拒绝,因为他原来是犯人,现在人们依旧把他当犯人,是被社会抛弃的危险分子……当时的我形同于冉·阿让。

 

多 年来亲情疏离,天伦隔断。突然间我以这样狼狈的姿态出现在亲人面前,没有预期的热情拥抱或痛哭流涕,也没有诉说不尽的离愁别绪,却是一片长久凝重、沉默的 伤痛。我强烈感觉父母的衰老,家中的破落。居处早就从原来的宅院中移居到隔邻堆放杂物的一排平房中。即使是那样一排仅有的六七间平房也已搬进了好几家“房 客”。我们全家已被挤到两间平房中,生活接近贫困,物质上如此,精神上更是困惑、迷茫、战战兢兢。不知道明天又会降临何种厄运。

回 家的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居委会报到,因为当时我的身份是刑满释放人员,是社会的另类,这个身份在当时是另一顶终身制的政治帽子,是处处受管制的。居委会接待 我的是一个面容透出一股小人得志势利相的中年妇女。她用不屑的眼光斜视着我,说了一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政治套话。

 

我 多年煎熬以后所获得的短暂探亲假期,就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开始,并以同样抑郁的心情很快结束。离家那天我拿着简单的行装,孤身独行,只有我那面容苍老、头发 斑白、泪眼婆娑的老母亲送我至门口,望着远去的女儿,久久不愿回屋。我在那深深的巷子里一步一回头,直至走出巷口,带着无尽的思念与惆怅,缓步离去……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一切无法改变,没有希望,真的是被人“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1974年我39岁, 思考很久我选择了结婚。场员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往往也是场员,农场会给一间泥地的砖房,作为安家之用,但也可以选择社会上的人员作为结婚对象,结婚后对方 可以来农场探亲,留场人员则依然无法返回社会,在这样不对等的条件下居然有这么一个迂腐倔强的没落官僚的后裔陈善恒(1934年 出生),在获悉我的全部情况后对我情有独钟,开始频繁来信。当时他是宁波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其父陈积澍(云汀)解放前是宁波社会名流,日本早稻田大 学法科毕业,青年时期与蒋介石曾是八拜之交。(见民革团结报《蒋氏春秋》)陈云汀曾任宁波洋广税局局长,后调任镇海船税局局长。只是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 局长后,与蒋介石疏远了。(见《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团结出版社)祖父陈均侯是清光绪恩科举人,与康有为同科,一起“公车上书”。与宁波知府薛福成是师生关 系,后来薛福成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等国的钦差大臣,其祖父为随员。在国外几年,回国后陈均侯负责测绘、建造宁波招宝山炮台等技术工作,做过一 番事业。抗战时蒋介石曾带着卫队亲临其家,请其父共赴重庆,因种种原因未从,宁波沦陷后日本人请其父出来“做事”被坚决拒绝,由此被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 从此在书斋中度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病故于1948年。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反右、文革时期,稍有不慎极易获罪。陈善恒在195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因宣扬马寅初的“人口论”而成为右派。文革时他家被抄走的大量书画、古籍中居然有唐伯虎的真迹及皇帝御赐九龙杯。我和陈善恒这样两个政治背景类似的人走到一起当时恐怕是必然的。

 

1976年以后政治形势逐步转暖,农场的生活也逐渐宽松起来。1978年 初,我居然被任命为江苏溧阳社褚农场职工子弟中学的英语和化学教师,老师中我的课最多,但对我来说却是“小菜一碟”,我所教的那些农场干部子弟对我并没有 半点歧视,相反态度很友善也很尊敬,这是我劳改以后所感受到的最温馨的场面。这一年很多时候我当起了老师的老师,但凡他们不会做或较难解决的问题都由我来 解决,这使得校领导对我刮目相看,甚至让我代表学校去参加校际交流、观摩等活动,大有把我长期留在农场的架势,因而使我更加忧心忡忡,这期间我向有关部门 写过几封申诉信,到了1979年夏秋,我终于等来了一份由公安机关盖章的为我平反的正式公文。承认错判,宣告无罪。20年漫长的艰苦岁月终于在一纸公文中宣告结束,几天后设计院派车把我接回。

 

195823岁到197944岁,超过20年的黄金岁月就这样永远消失了。我也由一个青春靓丽的年轻姑娘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妇女,这一切只因为我把该说的话提前20年说出来的一封“无足轻重”的私人信件。一切灾难,始作俑者是乌传经,但完全归咎于他,似乎也不公平,没有那个以言治罪、不讲民主、不讲法制的时代,一个小小乌传经,又何能翻起大浪!

 

1979年平反回设计院以来,我只争朝夕,挑战生命,生活与工作多有可喜可贺、可思可说之处,但还是把它留在下一篇文章吧。■

 

(作者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冯立三)

(网络主编    王海印)

 

老愚:我的生父

March 13, 2016

2016年03月11日 08:00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作者微博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极少有机会使用“爸爸”这个称呼。发这个音很不自然,有时要想一想,才能顺畅地吐出天底下这个美好的词汇。

四岁时,我初次看见生父。因为外祖父被打成“地主”,在部队当军官的生父担心毁了前程,便提出了离婚。母亲带我去,是为了说服他,让他看在孩子分上,打消那个念头。我是一个安静的乖孩子,很得爷爷宠爱,我似乎一直就赖在他温热的背上。

在记忆里,家里就爷爷、母亲和我三人。母亲踩动缝纫机,发出“嗒塔嗒塔”的声响。多少年后,母亲告诉我,做一件衣裳能挣五毛钱,这些钱除了买油盐酱醋,还能供我去公社卫生所打青霉素、链霉素。幼时,我患了支气管炎,整日咳嗽。

 

生父每一年都回来探亲,在我却没有一丝记忆,也许因为太小的缘故。

为了抓住丈夫的心,母亲带我从绛帐车站坐火车去新疆探夫。正值文革高潮时期,铁路中断,火车在中途又遭遇风暴,几乎被掀翻,三天三夜才走到乌鲁木齐。

我们乘直升飞机飞到克拉玛依。生父在蚂蚁似的运油车围拢的地方驻扎,他吐出一个个烟圈,母亲一直在哭泣。其他的我都没有印象了。

回到汤家村,母亲常常痛哭不已。

外祖母外祖父发疯似的为母亲找出路。

母亲曾经想留在汤家村,把我和妹妹拉扯成人,爷爷也愿意留我们。但一天中午,生父指使族人抬走了缝纫机,母亲知道这是驱赶自己。

在当时,离婚的女人连根草都不如,能有人收留就算幸运。拖儿带女的就更难了,没人愿意为别人养孩子。最后,邻村有一条汉子愿意接纳我们母子仨。

改嫁后,我们就跟汤家村就断了联系。母亲怕继父不高兴。

读高中时,一个周末回家,母亲悄悄跟我说,“那个人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生父。“他和他那个丑婆娘一块儿来了,说是要供你念书。”不等我说话,母亲又自语道:“我为娃眼泪淌了一脸盆,辛辛苦苦拉扯大了,他想下山摘桃子?”

我很想见见生父,想看看他的模样。但我不能说。

跟继父还是无话可说。隔膜仿佛与生俱来,尽管他供养我读书比亲生父亲还要尽力。我只想自己赶紧长大,到外面的世界去。

在 我十三岁的时候,继父花八百块钱和一石棉花为我订了亲。那个时候,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结出恶果:女子紧俏。好女子都被吃国家饭的占了,或出身不好或家 境差的,只好到甘肃、四川买媳妇。母亲担心的,他都做得让她放心。我们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相处,他是因为母亲而供养我,我是因为母亲而敬重他。

大学二年级寒假回家,母亲说,老汉死了,汤家村有人要给我打电报,被她拒绝了。站在继父新盖的三层楼楼顶上,往东北方向看去,就能看见爷爷安埋的地方。我内心很不安,但又无法跟人诉说,只好朝着那个方位默哀片刻。

生父的行踪,我是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听说他转业后回到宝鸡,做了摄影记者。他经常回汤家村,拿相机为人照相。

我 毕业后分到北京,在二十五六岁那会儿,突然梦见了生父。事实上,在漫长的青年时代,他曾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由于形象模糊,梦醒即忘。这次不同,我穿过大 水包围的城市,来到他家,屋里摆满鲜花,年迈的他和妻子起身迎接我,我沉醉在即将拥抱在一起的幻觉里……突然,他不见了,我发现自己来到一户陌生人家里, 便赶忙逃走了。这个梦让我洞悉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心里已经原谅了他。

十六岁的夏天,跟继父在宝鸡机务段做活时,我曾经在黄昏时分朝着市区方向张望,想让他看见我。看着身边快乐嬉戏的少男少女,我甚至阿Q般自语:如果生父不抛弃我们,我也是个幸福的少年。

在我三十二岁时,来京出差的一个中学同学说,你生父想见你。我愣了片刻,随即回绝了——感觉心里还没有准备好。

在我四十二岁时,我们在宝鸡见面了。

他头戴鸭舌帽,拄一根拐杖,文弱,多虑。我没有扑上去的冲动,很难把他和自己的父亲联系在一起。

我们对坐在桌子两旁,他说了一句便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母亲,你和你妹妹。”我知道他压抑了一生,需要宣泄郁积于心的愧疚,当他解释自己不得不离婚的理由时,我制止了他:我理解你的选择,换作我,也会那样做,那是一个逼人丧失人性的岁月。

我发出了“爹”这个音,尽管在出口时有刹那的犹豫——这个人真是我的父亲么?但并未得到应和,“‘爹’不好听,你得叫我‘爸’。”我没有顺应他。

对 父亲的称呼,西府不外乎三种:曰爹,曰爸,曰伯。最末一种称呼仅仅适用于父亲在其兄弟辈为老大时。“爹”是农村的主流称呼,也有跟城里人叫“爸”的,但我 从未发出过那个音,如果感情融洽了,我或许也能自然地喊出声来,我早就想喊一声“爸爸”了。可以说,在他纠正我的瞬间,我内心已经拒绝接纳这个人了。

他说:我们太相像了,敏感,多思,不巴结权贵。前二者或许对,后一点则未必。我懒得跟他说话了。随便吃了几口饭,就此作别。

春节里,我和父母闲坐,母亲突然生硬地问道:“听说你去看他了?”我一惊,莫非是继父听到风声,指使母亲询问。我只能坚决地否认。见我很坚决,继父表情舒展了,母亲轻松地说:“没见就好。”

继 父幼年失怙,由他婶娘一手拉扯大,仅念了两年私塾,但他聪慧过人。他在建筑预算方面的才能,让专家大为惊叹。一九八八年,他靠积蓄盖起了关中道少见的三层 楼房,众人艳羡。他让我母亲心底踏实,中年以后,晚上继父若不在家,母亲必受梦魇之苦。继父对他婶娘奉若亲娘,德行素为乡人敬重。在我三十五岁以后,我们 之间的感情日见深厚,我在心里把他当作父亲敬重。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不愿意去见生父,生怕伤害了他。

见面后不久,生父打电话让我为他找一家出版社,他想把自己有关西部主题的摄影作品印出来,我答应帮他问问。过了些日子,电话再打回去,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春节回家,母亲说,“他走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母亲问我:“那边没人跟你说?”

生父走了,带走了所有的恩怨和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见面前,他曾在电话里问牵线的老同学:他在北京混得怎么样?现在是多大的官?言下之意,我若无官无职,他就不见了。老同学生气地挂了电话,他又打过来,表示同意见面。

他还向老同学提出,让我给他买一个佳能照相机镜头,老同学很不高兴,生父却说:“他是我儿啊!”

“你毕竟没有养人家啊!现在不好要东西吧?”

闻此言,生父方作罢。

他还给一个疑似我工作单位的地方打电话,想证实我是否在那儿上班。

听到这样的情节,我的心就更平静了。从此以后,我的梦里就再没有出现过那张文弱、多虑的面孔。

生父死了,我只有继父了。我呼他为爹。这个世界上跟父亲一词对应的,就是这个爹了。

安息吧,生父。

安息吧,母亲。

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对今生释怀,罪不在你们。

(注:作者以FT中文网专栏之“故乡在童年那头”及“毛泽东时代的关键词”系列为主体的《暮色四合》一书,已经出版,敬请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杨祖陶 肖静宁:燕园结缘六十载的记忆

March 11, 2016

(哲学大家杨祖陶的哲学与人生漫记) 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2016-03-04 16:01

《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以下简称《漫记》)是2010年出版的《回眸——从西南联大 走来的六十年》的续篇或姐妹篇。在本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在这里首先要深深地缅怀为《回眸》作序的我的学长黄枏森先生和为《回眸》写下“追求真理,酷爱自 由,坦诚待人,无私奉献”的“四句教”题词的挚友汤一介先生。令人悲痛的是,两位先生于2013年和2014年相继谢世,但他们的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学 术精神与学术风范将持久地留在学术界,他们对我的关爱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令我感到欣喜和敬佩的是,为《回眸》写下“联大精神,哲学人生”题词的我的学长汪子嵩先生虽已94岁高 龄,仍然精神矍铄,2014年还为他领衔编篡的《希腊哲学史》多卷本的修订版作了序。我要感谢几十年来子嵩兄对我这个学弟的关爱、支持与鼓励。过去我们书 信往来频繁,现在他通过女儿汪愉、我通过肖静宁还经常有伊妹儿互通信息,尤其令我激动不已的是,一年之中总有那么一、二次从他主动打来的电话中听到他洪亮 而亲切的“祖陶、祖陶”的呼唤……

《回眸》问世后的这几年里,我在为学途中仍有所前进,在人生旅程中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足迹。这一切都是 与我的终身伴侣肖静宁所倾注的心血与勤勉的操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013年10月17日我应邀在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求真之路及方法之反 思》学术讲座时,我告诉大家我能够从古稀到耄耋坚持做自己的学术,有两个秘密,一是我一贯坚持身体锻炼,虽有腰疾缠身,体质还是比较好的;二是得益于我美 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编审鹿丽萍博士(曾是我的硕士生)对此行以《正得秋而万宝成》一文作了报导,在爱思想网发表了。我的挚友乐黛云 先生认为文章的题目与内容都非常好。

《回眸》出版后,学术界反响较好。特别是黄枏森先生的大序和我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受到很 大关注。某著名学者称,问题讲清楚了,其他都不重要了;有的学者说,《回眸》所述的治学的思路历程比实际得到的成果更有启迪和学术价值;有的学者说,《回 眸》穿插的一些老照片具有持久的历史价值。有的后学说,《回眸》使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杨老师;有的学者说《回眸》及后来的“爱思想”网上的许多随笔是 哲人的散文,立意高迈,把近于神圣的某些主题与现实平凡生活联系起来,文笔朴实无华如一汪清水,近于白描式的细节叙述,暗含着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思 考,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与守望。说到这里不得不感谢挚友乐黛云先生的名言:“写作乃自由之原野,最好随心写去,而不必顾及他人的看法。”

在《回眸》之后,我的学术与人生旅程中有几件事需要提及。

首先,我有幸被选入属于国家行为的、业已由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 览》(哲学卷·第二分册),万余字的“杨祖陶传文”是我本人执笔的。这次出《漫记》就以此传文作为代序。本来乐黛云先生应允在我出第二本回忆录时作序的, 但极其不幸的是,“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那一只永远地飞走了,留下孤单的另一只……反而由我们忍住悲伤来写收入《汤一介学记》文集的思念文章了。

其次,就我的空巢家庭而言,与子女的相聚是一件稀罕的事。《回眸》问世次年的2011年是我们家难得的 大团圆的一年。虽然我曾两度(肖静宁三度)赴美探亲,只是与儿子一家共享天伦,与小孙女、孙子在一起留下许多欢乐时光和对美国社会的点滴印象,当时没有留 下文字,肖静宁在组织《漫记》的文章时,才倾注情感补写了一篇“情系新泽西——对大洋彼岸孙儿女的思念”一文。虽然2001年我们与女儿、儿子两家在法国 有一次难得的愉快的美好的大团聚时光,美国理学双博士的儿子一家受到邀请首次从美国飞来巴黎,他们对姐姐的盛情,对美丽巴黎印象极好。我是第一次见到快3 岁的孙子和长大了的孙女真是无限欣喜。那次团聚可惜女婿还在国内深圳工作而缺席全家福。2001年的法国之行是难忘的,当时,女儿带着上中学的灿灿住在大 巴黎区的枫丹白露,女儿在取得法国工学博士学位后,正在为谋职奔走,稍有条件就接我们到法国,而且是让法语很棒的灿灿陪同我们进行了此生仅有一次的、大开 眼界的比利时、德国、卢森堡、荷兰四国四日游。一晃就是10年,2011年我们与第二、三代在巴黎终于有了一次最圆满的大团聚。这种天伦之乐对我们来说是 何等弥足珍贵啊!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2011年的巴黎之行获得了亲情、游历、写作三丰收,这一切凝聚在10篇“巴黎散记”中。

再次,就学术进展而言,就是我终于首译出版了恩师贺麟先生在1978年亲自瞩我翻译的黑格尔的早期著作 《耶拿逻辑》中的《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国际上《耶拿逻辑》单行本都是这样译的),并由人民出版社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于 2012年12月28日成功地联合举办了首发式,以及后来武汉大学对我高龄首译《耶拿逻辑》给予的发文件表彰与奖励。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的译 事与首发的领导、学人、出版人、媒体人致以衷心地感谢!此外,从2006年2月《精神哲学》中文首译本问世8年之后,2014年1月我受学长张世英先生之 托根据理论著作版对《精神哲学》重新改译,我称之为《精神哲学》译事再起航。再起航几乎耗尽了我的视力与精力。现在想来,能够顺利完成改译是有点幸运的, 由于张伟珍编审继续担任责任编辑给予了我信心。我在此要深深地感谢她采取的对我关怀备至、细致入微的一些具体举措。

我曾在《回眸》的后记中写道:“这本书是我与肖静宁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这种共同努力已经发展为《漫 记》的共同署名了[1]。回想60年前的1954年底我与肖静宁在未名湖畔燕南园58号汤用彤先师(也是挚友汤一介和乐黛云伉俪)的家里不期而遇,后来我 把这称为“平生第一邂逅”[2] 。她当时是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因“支气管扩张症”刚经历了肺叶切除的大手术,也因此与同时住院的北京大学年轻教师乐黛云同病室而相识,乐多次要她到北京大 学家中来玩都没有来,可那天在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突然来到燕南园58号。难道说这是上天的安排?我好久没有看望用彤师了,正在同一天的同一时段来到。这 一偶然相见使我感到决定我的命运和一生的时刻来到了,一种巨大的冲动驱使我不顾我与她之间无论在年龄、专业、兴趣爱好上的巨大差异而执着地认定了她就是自 己要追求的幸福,而她术后正准备复学上课对此绝对全然不知也绝对不会考虑的。从遇到她之后我开始记日记,后来她用放大镜帮我把字迹不清的日记整理为“我的 心事对谁说”一文。从“平生第一邂逅”到“金岳霖先生参加了我的婚礼”,再到“归元古刹度金婚”。这一切成为我与肖静宁前世 姻缘的真实写照,在那个革命与继续革命的大批判年代,我们经历了多少苦乐年华,度过了多少聚少离多的日子,一切都说明我当初的认定是何等有勇气,何等的值 得庆幸!现在我们正幸福地携手、从容地迈向即将来临的钻石婚。

光阴似箭,60年前我认识她时,她才是一个刚刚经历了大手术的20岁的医学生,我已经是一名将满28岁 的哲学讲师。因此,在整个交往过程中我总是像兄长一样支持她的学业,促进她的成长。她聪慧好胜,勤奋好学,开朗热情,爱好广泛。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在未名 湖畔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1959年她从医学院本科毕业了,经组织推荐报考、并幸运地考上了医学基础理论“生理学”研究生,我却因反右派斗争后高校 形势的急剧变化,以支援之名被一纸调令来到了珞珈山。直到1963年初她研究生毕业后才来到武汉,她主动要求分配到武汉医学院住集体宿舍,从此开始了周末 回珞珈山的奔波生活。她的这一决定当时好像是有点不合情理,因为在我的学长、时任教研室主任萧萐父先生的张罗下已联系好她完全可以来武汉大学生物系工作。 但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她的决定对我们家庭非常重要,因为接踵而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我的动荡生活使我完全无法照顾到家庭。她独自挑起家庭 的重担,总算在武汉医学院有一个相对稳定的16平米的家,”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农村回武汉也有一个落脚之地,而对两个孩子的成长与日后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的 啊!

人生的道路真是不可设计和预测的,谁也不会料到,几经周折已经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的肖静宁中年转身最 终到了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由于她的良好的基础和敏锐的科学眼光,勤于思考,善于开拓,全力拼搏,发挥潜力,很快打开了局面。她在哲学系不仅开设出颇 受欢迎的文理渗透的交叉学科课程《脑科学》,还不断在公认的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著作,最终取得了教授资格,这实在是一 件令她的医学院师友感到惊讶和值得庆幸的事。在她的充满挑战的转系中,我给她的帮助主要是充当她的作品的第一读者,从哲学论文的一般规范和意义上给予建议 或修正。她却觉得,表面看来是这样,但实际上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她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哲学思维的薰陶与训练。

肖静宁真正接触到我的业务领域是近几年的事,以2008年5月与天益网(后称爱思想网)结缘为标志,其 背景是众所周知的先前我受到的学术伤害事件之后。从在天益网建立杨祖陶学术专栏后,历时数载,从第1篇到目前的107篇网络文章都是经过肖静宁或旧作扫描 或新作打字,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这样几乎我的全部学术家当都经过她的重新阅读与审视,她也就更深入地知道我在做什么样的学术,怎么样做学术了。她知道 我的每一点真正的学术成果都不是轻而易举得到的,而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她对于我的过于迂腐酿成的苦酒不再纠结,决心与我一道喝。我 们精神振奋,坦荡地走自己的路,一往直前,继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后,她又拟定了《从未名湖到珞珈山——哲学与人生漫记》书稿的六大版块。这里说一点,为了书名她绞尽脑汁,半夜1点她把我叫醒,说突然想到《西行漫记》中的“漫记”二字,否定了原先考虑的许多字眼。后来人民出版社张伟珍编审建议将正副标题互换,就有了目前的《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的书名了。

这本再次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的《漫记》,肖静宁是当之无愧的合作者和作者,这是一本以散文随笔漫议为主 的叙事体裁的书,有的版块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而且在内容上难免有些重复。这些发表在爱思想网上的大量随笔,从构思到初稿(有的在附注中注明她的名字, 有的没有)她都是作出实质性的贡献的。她不仅尊重而且习惯于我最后敲定的文风。她乐于接受并感谢我对她的写作品格的提炼,也越来越佩服我对文字一丝不苟的 斟酌。有意思的是,由她起草的某些随笔写的都是以我为主人公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却能进入我的内心作出符合我的实际的非常准确的表达,将现在与过去在时空变 换上巧妙的结合而达到一种境界,散发出一定的思想火花。可见这本《漫记》由我与肖静宁共同署名是合情合理的,是天作之合。

在我与肖静宁共同生活的近60年来,由于政治运动我不断被下放,我无法对她和孩子进行照顾而深深感到内 疚,对她承担了太多的家庭责任我无力报答。到晚年她还要与我共饮苦酒,熟悉电脑的她还帮我操持爱思想网“杨祖陶学术专栏”,七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并再次从 网络走向正式出书。她有时与朋友打趣说,我把她用的太“苦”了,一位知名学者笑着说,“是您自己把自己用的太‘苦’了。”是这样的。肖静宁虽是医学—生理 学出身,我从第一次见到她就看出她有很好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从中学到大学,从研究生到教师她都是黑板报、墙报的热心操作者,她用现代的话来说自己就是“草 根编辑”出身。她觉得是我为她提供了一个发挥她的写作潜力的机会,她总是说没有我的为人为学的经历与品格,再好的妙笔也不能生出花来。面对当今学界种种混 乱与学术不端,她与我一道有一种天然的拒斥与蔑视,有一种弘扬正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漫记》的“社会透视”是对社会现象的一些思想感受的外化。肖静宁经常对我不爱和不善表达提出忠告,她 说你不说出来,不写出来,不外化出来有谁知道呢?在她的影响下我的思想逐步发生变化,较多地关心和注视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例如从时政反腐大事到石头遭到 泼墨的细节来表达一个有良知的老知识分子对某些问题的鲜明态度和思考。肖静宁总是主动与我交谈,还及时让我看一些电视和网络上的新闻与画面,大大丰富了我 的晚年生活,她说这样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呢!

《漫记》的“译事续篇”比较简单明了,就是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和改译《精神哲学》。

而最后一个版块“论题新篇”的这个“新”字有的是相对于《回眸》没有采用,在这里重新收入的意思。而在 《回眸》中用的“论著举要”,在这里没有用论著而是用涵盖面更宽一些的“论题”二字,更符合所选文章的实际。就我而言,为学人的著作写个序、写个读后感或 书评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是我需要用较长时间反复思考和认真对待的新课题,论述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与探讨的过程。“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 《汤用彤学记》”更是一种景仰和陶冶心灵和节操的过程。 “读伯里的《思想自由史》”是我主动为已故挚友罗荣渠学兄夫人周颖如学姐的译著所写的述评,它符合我一贯强调的研究西方哲学、包括思想文化要走学术化道路 的主张。由于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论题,书也没有译者导言,只能根据自己反复阅读来理解了,此文是这一版块、甚至全书中费力最多堪称“新篇”之作。

在我向人民出版社提出《漫记》的出版申请时,列出了一个“附录——学者感言”清单,有8篇之多,它们是 《回眸》问世、《耶拿逻辑》首发后学者们(郭齐勇与周浩翔、段德智、赵林、邓安庆、陈默、何卫平、卿文光、孙思等)自发写就的颇有深度的感人的文字,如 “一个老联大人的风范——读杨祖陶教授新著”、 “《耶拿逻辑》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绝对精神的追求,生命之花的绽放”、“不求虚名,但求心安”等等,由 于这些宝贵的、反映师生情谊的、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文章全部都在爱思想网上发表了,其中有的在《武汉大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读书》、 《跨文化对话》(乐黛云主编)上刊用了,篇幅又相当大,我就忍痛割爱了。在这里我要向各位学者朋友致以最真诚的感谢。现在附录的内容改用肖静宁的两篇文 章,可能有利于对我的这位合作者的了解。

在这里,我要向伴随我走过七个年头的爱思想网(原先为天益网)、向为建立“杨祖陶学术专栏”的郭琼虎先 生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爱思想网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学术平台,感谢对我的许多文章予以首页头条推荐和哲学导读、笔会导读推荐。这些推荐语就文字而言虽然是文 章中原有的,但一经作为导读摘录出来就被赋予了鲜明简洁的涵义,对文章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因而《漫记》中的文章凡是有推荐语的都在篇首展现出来,以飨读 者,这也是一种对爱思想网的美好记忆。

此间的领导与同事都经常用当地语言说肖老师把杨老师“招呼”得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也是不需要多说的。 她自己说她是上帝派到我身边来的,她的勤劳与能干是少见的。我三次因外科病住院都是她一个人包下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腰疾行动不便,她设法为我买到三 辆各有所用的助行车为我减轻神经压迫症状,大大增强了我活动的自由度和生活的乐趣,我能独立地在校医院取药、附近的打印社复印、理发店理发,能与老同志一 道重阳登高、春游秋游,我与肖静宁走上半小时的路还可以坐地铁。我们一道去大超市,一道在校园散步。今年1月我与肖静宁一道在附近的台湾“小小城”度过了 温馨的米寿。

这本《漫记》得以问世,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接受我的出版申请,并对一贯支持我的责任编辑张伟珍编审付出的智慧与辛劳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关心我的学人朋友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使我的心头感到无限的慰藉,这就不是一个谢字能够表达的了。

(2015-02-26 初稿 、2015-03-05修订 )

[1] 这里附带说一下,肖静宁为了与身份证保持一致,她一般都用肖静宁,我的文章中也是这样的,只有她的正式的署名才用萧静宁。再者《漫记》虽然是我们共同署名,所有文章都是以杨祖陶为第一人称。

[2] “平生第一邂后”已收入《回眸》,它是“燕园结缘”这一组文章中的第1篇,为完整起见,在《漫记》中将再次使用。

杨祖陶,1927年生于四川达县。1945—1950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 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等,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调武汉大学执教至今。曾任武汉大学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德国哲学》副主编,金岳霖学术委员 会顾问;现为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曾获湖北省高校先进 工作者称号,培养了一大批目前活跃在哲学界的知名教授和学者;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是我国著名的康德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业内公 认的著名翻译家。

主要著作:《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 《欧洲哲学史稿》(合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教育部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中国大百科全书》 (部分条目);《黑格尔辞典》(部分条目)(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等。

主要译著:黑格尔著《精神哲学》;《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编译);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 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合作翻译)(教育部第四届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参译);《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十八 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参译);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参译);考茨基著《唯物主义历史观》(参译);克拉夫特著《道德的理性基础》(载《逻辑 经验主义论文集》)等。

八旬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

2012年12月28日,黑格尔《耶拿逻辑》中文译本首发式在武汉大学举行。该书由86岁高龄的杨祖陶教授首次译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7.5万字,填补了黑格尔著作翻译的一项空白。

《耶拿逻辑》全名为《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人类精神的 宝贵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然而这部在黑格尔哲学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著作,因其内容艰涩难懂等原因,至今没有中译本。杨祖陶继80岁左右 首译黑格尔《精神哲学》之后,接着又翻译了《耶拿逻辑》,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介绍

 

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

作  者:杨祖陶,萧静宁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2月

定  价:80.00

I S B N :9787010153452

所属分类: 哲学•宗教  >  美学   

 

 

内容简介

杨祖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上颇有造诣,为我社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成为常销书,是业内公认的专家。尽管年高八十八岁,仍然笔 耕不止,其文字涉及广泛,既有他们与学人的交往回忆,如汤用彤、贺麟、罗荣渠、黄丹森、汤一介、乐黛云等老学人的交往过旧,也有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体验,甚 至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批判。就这些片言只语、一鳞半爪之中,足以体现出老知识分子与时偕行的精神和理论批判的勇气,折射了中国学术数十年的曲折历程。我 社2010年出版了他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现在这本可作为续篇。《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共有六大部分:一、燕园结缘, 二、珞珈情怀,三、巴黎散记,四、社会透视,五、译事续篇,六、论题新篇。大约四十余万字。

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前往头条号平台

万润南祭母词

March 6, 2016
 
亲爱的妈妈:
 
儿子不孝,不能在你临终前见你最后一面。心中的痛,痛彻心扉。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其他兄弟姐妹,还有你最疼爱的孙子,都去送你了。
 
虽然我们远隔千里,但我们的心,天天联在一起。每天醒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你和爸爸通话,聊家常,问安好。总少不了这几句话: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到最后一刻,你的思路还是如此清晰,待人处事,还是如此周到。
 
妈妈,你的善良,你的能干,你的人情练达、你的世事通明,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妈妈,你总是真心诚意地赞美周围的每一个人,朋友、亲人、孩子,还有自己的老先生……一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看到的世界永远阳光灿烂。
 
妈妈,你含辛茹苦、克勤克俭,抚育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不,是七个,还有万方。他是你和爸爸一手带大的。你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总说:这一辈子,就赚到几个子女,并且骄傲地补充一句:没有一个次品!
 
小时候,我说话晚,而且口齿不清。你就亲切地叫我“大头痴”,于是早早地教我写字,看到我一学就会,这才放下心来。
 
大饥荒时期,你自己节衣缩食,但不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偶尔带我去小菜场买菜,买一个包子给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你的慈爱的目光,让我永志难忘。
 
你带着弟弟妹妹上山下乡,在新芳桥粪坑边的茅草棚安家,挑着缝纫机闯丁山。你面对困难的勇气,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妈妈,你总是善待他人,苛刻自己。身边总是聚集一批穷朋友、小朋友。面对权贵和恶势力,你总是大义凛然、仗义执言。
 
好 人总会有好报。妈妈,你也是有福之人,小时候,你是曹家的长孙女,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你和爸爸,相敬如宾,珠联璧合,你说是一块馒头搭块糕。几个儿女, 个个争气。孙子有出息,还处处照顾你们。我说,你上两代人的福,自己一代的福,下两代人的福,你都享到了。可谓“五福齐全”了,这是老天给你的恩宠和福 报。
 
遗憾的是,我流亡海外二十七年,你天天盼望我能回家。你等我到最后一刻……妈妈,再等等我,我正在争取,希望能回到你身边,亲手捧着你的骨灰,送你入土为安,走好这人世间的最后一程……
 
妈妈,安息吧。


因六四流亡海外的万润南的母亲去世,却不能回国奔丧  
 
作者:辛云

 

参与获悉,因为“六四”而流亡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万润南的母亲近日去世,然而万润南却不能回国奔丧。目前,万润南已经流亡海外27年,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对此,有民运人士表示:“一曲法国作曲家的福瑞的《安魂弥撒曲》,献给已进入天堂的万伯母,献给所有临终也未能等到儿子归来的母亲们。万兄之痛,是所有流亡兄弟之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之痛!一个绝无人道人性可言的政府,终将会被人们所唾弃!”

“六四前,万润南是中国最大民营公司四通公司总裁。学生运动爆发后,支持钪议民众,六四屠杀后流亡海外。万润南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万润南的岳父是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昌,岳母是冯兰瑞。

万润南先生祭母词(见上)


—— 原载: 参与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rch 5, 2016

 

View older po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