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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记忆

瞿秋白之女:没想到自己人整我们更厉害

January 23, 2016

2010-06-06 17:14:02|转发在五柳村网易博客(该博客于2013年8月31日被关闭)来自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6-04 来源:凤凰网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8期,口述:瞿独伊 撰文:周海滨 原题:《瞿秋白女儿独伊追忆父亲: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核心提示: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 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 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 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生活了短短的4 年。然而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如今,89岁的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采访列宁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 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经不起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 引诱,堕落了。

  我原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改名独伊。因为我的生父对我母亲不好,她心中怨愤,决定只生我一个孩子,因此改名叫独伊。我现在就 一直叫这个名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母亲在上海结婚,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他们此后成了好朋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在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曾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访列宁,是最早向中国系统地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状况的新闻先驱。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采访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就兴奋地写 下新闻报道,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和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诚挚果毅,他的演说常常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访列宁。列宁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然后说了几句话, 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亲应陈独秀邀请,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结束了第一次苏俄之行。这时,他才24岁。

  苏俄生活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 秘密来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历史上很特殊,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 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银色别墅举行的。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当时 我天真活泼,每逢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现在我还喜欢跳舞,我跳舞喜欢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1929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修养。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父亲经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说:“独 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信里 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时由于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老是哭。但是没办法, 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 遍遍地坐他们坐过的地方,走他们走过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么的那么的想他们。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 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依凡城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 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 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间来看我,大概来了一两 次。

  他们有一次冬天来看我,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还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 板,或者是一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一笔一划就画出来了。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我们大孩子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 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母亲回国前一天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博古只叫我父亲去,不叫我母亲去,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就是有意让他 一个人去。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 高级干部是由周恩来、 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 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博古以父亲患病为借口,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那时候博古是最高领导,他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不 至于在苏区艰苦条件下拖着病体生活。当然我也不恨他,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 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博古对我父亲之 死是有责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廖承志看出来他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 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他一些事,宋希濂说父亲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神态从容。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 查组则以更多的材料证明,“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虽 然宋希濂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 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很坦率地说:“我看了瞿秋白《多余的话》,没有什么叛变自首,没有出卖谁,也没有出卖组织,不过有一点消极的情绪。”他都看得 很清楚,我们自己人却看不清楚。

  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参观休息。看到一份《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 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我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 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 休息。

  老师就把我送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和我较好的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他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 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那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在国际红色救济会做中国部的委员。她那时候很痛 苦,因为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他俩感情很深,这些信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 科,看看你,拥抱你。母亲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马赛 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从新疆监狱到秦城监狱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 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溜哧溜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 养。

  刚进监狱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溜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 了葡萄干和牛肉 干,牛肉干舍不得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150人被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 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 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 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 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 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 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 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亲解放后先在妇联国际部工作,然后担任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长,“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检察委员会工作。她身体一直不好,关在秦城监狱里。 母亲在监狱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名字,还有人格,但那时母亲已经没有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说,“你 叫了我的名字?”我说,“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么来看你?”她说,“这下糟了,他们知道我是谁,对我更不好了。”

  我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让我母亲保外就医,但是保外就医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父亲和鲁迅的知己之交

   父亲和鲁迅交往密切。鲁迅赠给父亲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他认识父亲之后不久写的,因为我父亲非常理解鲁迅,思想跟 他一致,写了1.7万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看了以后说:“你写得太好了,好像从没有人写我是从一个进化论者到一个革命者。”

   据母亲回忆,父亲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在1932年的夏天,父亲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父亲跟鲁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他们见面以前就很熟悉 了,互相通过看文章了解了对方。1931年9月1日,鲁迅一家三口,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冒雨来看父亲,父亲喊鲁迅为“大先生”。

  在上 海,父亲三次在鲁迅家里避难。1932年冬天,母亲被特务盯梢,父亲立即转移到鲁迅家里,鲁迅这时去北京探望母亲,只有许广平和周海婴在 家;1933年2月,父亲又有危险,再次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1934年父亲去苏区前,上门向鲁迅辞行,鲁迅和许广平坚决要睡地板,把床铺让给父亲。

  我父亲被捕以后,身份还没有暴露,就给鲁迅写信,暗示他原来是国民党的医生,被俘虏以后给红军当医生,想通过一个假口供让鲁迅想办法营救他。鲁 迅筹了50大洋,准备保释。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叛徒就出卖了我父亲。

  许广平回忆说:“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鲁迅亲自编辑出版父亲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 成为鲁迅生命最后时间里的一项重要事情。这让他备感宽慰,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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