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er photo

人生记忆

胡维兴:风雨七十年

January 23, 2016

风雨七十年

(1924_1994)

胡维兴著1994·天津

目  录

前  言

一、童年苦乐

二、流亡途中

三、涪畔苦读

四、投笔从戎到“逃兵”

五、北大民主摇篮

六、把青春献给祖国

七、风风雨雨

八、人、“鬼”之间

九、夕阳无悔、情系祖国

 

 

前  言

1994年11月2日,是我古稀之年。虽然,时至今日“人生七十不稀奇”,但毕竟它是一个人的一生的重要里程碑。人老多怀旧,回顾往昔,竟然觉得自豪和骄傲,有些却又自责和惭愧,这大概就是所谓反思吧!

从 我离休的那一天起,就有意写自己的回忆录。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离休后失落感的增加,自己除了喜欢看看书报,写点小玩艺儿之外,业余生活别无所好,而且脱离了 紧张的工作和集体生活,颇有孤独之感,能吐露肺腑之言和交流情感之对象也不是很多。虽然我那种“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可能很少有人感到兴趣,然而对自 己来说,却是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这就是促使我要写一部回忆录的主要原因。

当今,回忆录似乎是“名人”的 专利,这类名人大体有三类:一是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学术泰斗,事业成功者,这属于好人之列;二是过去的大坏蛋例如大战犯、大特务、大流氓、满清末代皇帝 和遗老遗少;三是旧社会被践踏、被损害而又属社会病害的一些畸形人物如妓女、小偷。这几类人的回忆录未曾出版,便会有人竟相约稿,一经出版,就会成为畅销 书,甚至洛阳纸贵。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加上写作水平不高,即使写出来,也是根本没有出版可能的。因此,我写回忆录首先是离休生活的一种调剂,一种娱乐, 就像别人打麻将、推牌九一样,当作一种消遣,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而已。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就是我自己。其次,我生活的七十年,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 绩”可以夸耀,但经历坎坷,酸甜苦辣,经验有些,教训更不少,俱往矣,对我自己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对于我的儿孙辈,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因此本 书的第二读者将是我的儿孙。此外,在少数亲朋好友中,如有感兴趣者,我将对其毫无保留,并乐于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在 我计划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对自己提出以下三个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不应该是流水帐式地写个人一生的鸡毛蒜皮之事或者技术工作经历,那是没有多大意义 的,应该是通过自己生活的这个侧面,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我本人的一生是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血肉相联的,因此就必须把个人的遭遇放在当时的 社会大背景下加以叙述和评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写作时,将大致在时间顺序的框架内,主要写事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

第 二,应该实事求是,不论是事实还是思想上的反映都应该是真实的,不允许有虚构、拔高或虚伪的自责。然而在进行反思时,又应该站在现在的认识高度,根据历史 唯物主义的原则。鲁迅曾说过:“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将力求遵循先贤所提出的这个原则,虽然做到这两点特别是 后一点十分不易。第三,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自己头脑中的“两个凡是”(凡是某些领导人或名人讲的,凡是书上说的),敞开思想,边叙边议。现 在应该说是有这样的条件了,特别是这本书是不会出版的,读者的范围是如此之狭小,既不想获取名利,也不必顾虑有人反对甚至问罪。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那怕 是错误,追悔本是毫无意义的,徒然给自己增添烦恼,这里重提往事,或是为了自己在精神上的解脱,就像宗教信徒向上帝作忏悔一样;或是为了给儿孙们一点“参 考”,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弄个明白。在这本书里,我将对我所爱的祖国、亲人、朋友以及所有曾关心我、爱护我、帮助过我的人寄托我无限的情思。

 

一、童 年 苦 乐

(1924.11_1940.3)

1924年11月2日,即甲子年的10月初六,我出生在渤海之滨,黄河岸边,山东省利津县(现属东营市辖)城北的一处破旧土房里。在我之前,母亲生了两男两女,但男孩子均夭折,一家人盼男心切,见我出世,自然大喜过望,故起名为“锁柱”,意是把我锁住也。

这 是一个六口之家:姥姥、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我。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家里全靠母亲支撑。我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最初住的那两间土房,是一家亲戚废弃不 用的柴禾房。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非常贤慧而又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在邻里乡亲中,人缘很好。姐姐们都很稳重,勤快,吃苦耐劳。一家人生活虽苦,但很温暖 和睦,从来没有打骂孩子这回事,特别对我更是百般疼爱。母亲和姐姐们经常吃糠咽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而我却能吃上高梁窝头,我身上的衣服虽旧,但很少有 补丁,姐姐们针线活很好,我穿的鞋子总是很合脚,而且还有点式样。父亲很少回家,相对来说,孩子们和母亲的感情更深些。

在 我四、五岁那年,姥姥去世了。虽然现在我一点也记不起她是什么样子,但老人家对这个“宝贝”外孙的疼爱却记忆犹新。她常年瘫痪卧炕,冬天里每天早晨总是先 把我的棉裤棉袄放在她的被窝里,用她自己身上微弱的热力暖和一下,才让我穿上。姥姥去世后,每年总有几次,母亲带我去上坟。她平常像是很开朗、坚强,只有 在这时,从她那敞开心扉对长眠在地下的亲人的哭诉中,我才洞察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她哭,我也跟着流泪,娘俩就这样在荒郊野外姥姥的坟前呆很长的时间。此情 此景,至今犹历历在目,而且想起来就有些酸楚。1956年,我在河北省工作。把父母、妻子、儿女接到一起,本想是一家团圆,使两位老人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不意父亲突患脑溢血病故,双目失明的母亲无法适应野外地质队流动性较大的生活,只好又把她送回老家由大姐照顾,1962年去世。1958年“大跃进”后的 困难时期,二姐饿死。现在大姐还健在,姐弟情深,互相思念,却因老、病,相见亦难了。

在一家人中,我感到最对不起的是母亲和二姐,对她们我一不是孝子,二不是贤弟,回首往事,我至今仍愧悔不已。

我 儿时极其恋母,12岁以前,除了上学,几乎和母亲寸步不离,邻里乡亲戏称为“跟脚子”。母亲把伟大的母爱倾注在我身上,也把她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 自幼孱弱多病,不知耗去了母亲的多少精力和心血。记得我十来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是肠梗阻),十几天不大便,屁也放不出来,肚子鼓得大大 的,疼的在炕上直打滚。母亲白天黑夜地守着我,不住地给我揉肚子。我常在睡梦中或昏迷中听到她在呼唤我的小名,醒来后,总见她慈祥、疲惫而又忧伤的眼睛里 充满了泪水。到老年,我才体会到,世界上只有母爱才是最伟大,最无条件和最无私的。儿时,母亲时常对我念诵着农村中的一个谚语:“娘想儿,道儿长;儿想 娘,筷儿长”,前一句说的是母亲对儿女的思念,是永无尽头的;后一句则是说,儿女想念母亲,过去一阵就忘了。从我15岁离开家到1962年母亲去世,在 20多年当中,只在1956_1957年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其余都是在两地思念中度过的。

我 当然很想念我的母亲,但远不如她对我的思念那样浓烈、深沉、持久和专一。解放前,她由于长期思念我,哭坏了眼睛,加上生活困难,缺医少药,全国解放不久, 她就双目失明了。1956年,我提了级,长了工资,经济上比较宽裕,曾送她到北京同仁医院诊治,已经晚了,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更使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在 她双目失明后的12年中,作为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儿子,我只注意了对她在物质生活上的基本保证,而忽略了在精神生活上给老人家以尽可能多的安慰。母亲回老 家后,我多次调动工作,又常年在野外地质工作第一线,在母亲有生之年竟没有再回家去看望她老人家,1962年她病故时,也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我好后悔!母 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多少大道理对我进行说教,但她以其纯朴、正直、自尊、自强的性格和身体力行,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童、少年时代,为我尔后的为人处 事,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但他们传给我的性格和品德,是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在我姐弟三 人中,二姐是心地最善良,待人最宽厚,性情最温顺而生活又最不幸的一个。在我记忆中,她那胖乎乎的脸上,永远是一副温柔、亲切的笑容;她总是低声细语,从 来不和别人吵架,她又过于忍让,别人也很难和她吵起来。她只比我大三岁,但早已和母亲、大姐一样,挑起了一份家庭生活的担子。她心灵手巧,针线活在村里也 是数得上的,又特别勤快,是母亲的一个好帮手,特别是照看我,似乎成了她的专责。印象最深的,直到我十来岁时,每当夏夜乘凉,我舒适地躺在草席上,望着天 上的明月或数着太空中的繁星,身旁常常是二姐用蒲扇为我驱赶蚊子;而夜里躺在炕上时,由于屋小闷热,我身上常长满了痱子,又总是二姐躺在我身边,不停地给 我扇风和搔痒,直至我安静入睡。

二姐不幸,嫁给了一个好吃懒做而又非常自私的丈夫,生活上和精神上备受折 磨,而她又过于软弱,逆来顺受,无家庭幸福可言。我参加工作后,在当地也算得上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了,听大姐后来对我说,二姐在受到虐待忍无可忍时,不 免抗议说:“你要再这样,俺就找俺兄弟去”。在她心中,我可能是她唯一的靠山了,实则她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我想一则她没有文化,自己不能写信,更重要的 是她不想给我添麻烦。她是这样一个人,总是替别人想的多,替自己想的少。三年困难时期,二姐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救下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而她自己 却活活地饿死了,年仅38岁。在她生前,我一点也没有尽到一个兄弟的责任,而她在临终前还惦记着母亲,想念着弟弟。她对大姐说:“我是不行了,母亲那里就 靠你和兄弟了”。写到这里,我已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了。

五、六岁以前,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大多已完全遗 忘或记忆很模糊了,但有三件事情记忆犹新:一是姥姥的去世,二是同院孟家二嫂的“疯”,三是我的童伴黑狗的归来。姥姥实际上是受继子们的虐待,被逼出家门 的。外祖父生前是县衙门的一个师爷,家道小康,姥姥是他的继室,生下了我的母亲,前房妻子遗有好几个儿子,孙子也已成家立业了。外祖父去世后,孤儿寡母无 法在家生活,姥姥只好把爱女嫁给了老实巴交又一贫如洗的父亲,从此就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姥姥过来时,两手空空,而且瘫痪,母亲非常孝顺,母女相依为 命,共度艰辛的时光。在我五、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我看到大人们神色异常,把我送到同院孟二嫂屋里。不久就听我们屋里一片哭声,二嫂说:“你姥姥死了”, 我立刻哭了起来,要跑出去,二嫂紧紧搂着我,也陪着掉眼泪。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听得清清楚楚。随后来了许多人,我听得出主要是舅舅和表哥们的声音。他们说: 外祖父的金银财宝都叫姥姥带到我们家里来了,叫我母亲全部交出来,不然就不把姥姥的遗体抬走(旧俗,老人死后必须回

儿 子家的)。我听到母亲和姐姐们哭成一片,特别是母亲好像是哭昏了过去。随后不久,听到又来了一群人,也是大嚷大叫,夹带着骂娘,声音比较熟悉,都是街坊邻 里的叔叔大爷们。他们斥骂我的舅舅表哥们:“你们趁火打劫,欺侮弱女,还算人吗?”人群中还有的喊:“打这些狗日的!”吓得舅舅那帮人也不敢则声了。我从 二嫂怀里挣扎出来,跑到我家屋里

,看到姥姥一动也不动地躺在炕上,我扑上去使劲地摇晃着她,哭喊着:“姥 娘,姥娘!”人们把我拉开,乡亲们用门板抬着姥姥的遗体送到大舅家里去了。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伤痕,我开始懂得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世 态炎凉,有的人见利忘义,可以六亲不认;但另一方面世间也有真情在,穷人倒还是比较同情穷人的。后来我才知道姥姥带过来的只有一副象牙筷子,它一直伴我到 十五岁离家出走时。同院孟二嫂管我娘叫姨,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她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她家最重要的财产是一条毛驴,他丈夫就以此赶脚为生。她家和我家一样是 住在那家亲戚的另两间破土房里,她们是西屋,我们是南屋,平常就像是一家人。她们的日子过得甚至比我们还艰难,特别是自打她丈夫赶脚途中被土匪杀害后,二 嫂一个寡妇带着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极其凄苦。二嫂得了精神病,常常“撞磕”(老家土话,即中邪之意),每当县里枪毙人时,她就常常抽疯,并说起了胡 话,人们都说是那个人的鬼魂附在她身上了。每当这时,任谁也制服不了她那个“疯劲”,可只要我母亲拿着我们家里的一把生锈的腰刀,对着她挥拍几下,并大声 斥责,她便慢慢地安静下来,恢复了常态。据说,我家那把刀可以镇邪,娘也相信,当然这是迷信。一种可能的科学解释是,二嫂因丈夫被害,受刺激太深,加上生 活艰辛,精神上极度压抑,积久成了癔病,一旦外面有杀人之事,传到她耳朵里,诱发了癔病。所说的胡话,可能被人牵强附会,加以演绎了。至于只有我母亲能够 镇邪,使她恢复常态,可能是由于娘俩情深,我娘获得了她最大的信任,因而取得了祛病除邪的效果,那把刀只是偶合而已。二嫂的不幸纯粹是黑暗的旧社会造成 的。我的家乡是老解放区,解放后,二嫂一家翻了身,分得土地和房子,大儿子参军,是一个荣誉残疾军人。1949年,我离家九年后回家住了几天,刚到家的第 二天早上,就听到房外一阵朗朗的呼叫声:“柱兄弟回来啦!”原来是二嫂,可大变样了,红光满面,腰板硬朗,步履轻捷,开口带笑。我刚刚在北平看过《白毛 女》歌剧,在我面前,活生生的是一个“白毛女”式的翻身妇女,旧社会把二嫂变成“鬼”,新社会又把她变回到人。

我 五、六岁时,最亲密的一个小伙伴是家里养的一条黑狗,叫它黑黑。从我刚刚记事起它的个头已经很大了。当时家里的伙食分为三等,我独享一等,它当然位居第 三,只能吃涮锅水。不过它的自我生存能力极强,常在外边寻食,虽然长得瘦削,倒也活泼机灵,惹人喜爱。黑黑对我特别亲昵,我俩几乎形影不离。我生来瘦弱, 和同龄孩子打架,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却很少吃亏。原来黑黑不仅是我玩耍的伙伴,而且是我的“保镖”,连那些趾高气扬的富家儿也不敢把我怎样的。不论白天黑 夜,我总喜欢到野地里去解大手,但又特别怕“鬼”,天一黑就不敢出门,何况野地?可这时如果黑黑尾随在我身后,我解手时,就蹲、卧在我身旁,还和我逗玩 儿,我便什么也不怕了。

不记得是哪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当我揉着惺忪睡眼走出屋门时,却不像往常那样,立刻 就能见到黑黑摇头摆尾地走过来,在我身前身后蹭来蹭去。二姐说:“娘把它带到河东走亲戚去了。”我家住在黄河西岸,河东几十里外有亲戚,母亲去那里是常 事,我小孩儿家也没想到别的。傍晚,母亲回来了,却不见黑黑跟着,我问:“娘,黑黑呢?”她神色黯然,低声说:“把它留在河东了。”我大哭大闹,非要她找 回来不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河边跑。这里是黄河最下游,河面很宽,我 伫立在河边,却望不清对岸。不时有小船划过来,却总不见黑黑下船,我等啊,等啊,一连三四天往河边跑,依然不见它的一点影子。我彻底失望了,想起大人们说 过,狗能靠它灵敏的嗅觉,循着自己的尿迹找回自己的老窝,可是中间隔了一条大河,无论如何它是回不来了。从此在我幼小的生活中,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欢乐。一 连几个月,我仍常思念黑黑,想它可能已经死在荒郊野外了。寒冬来临。一天早上,我怕冷,赖在炕上不肯出被窝,忽听二姐欢快地喊了一声:“黑黑回来了”。话 音刚落,黑黑的前爪已扒在炕沿上,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脸上。它又脏又瘦,却炕上炕下,满屋撒欢,嗅来嗅去,和家里每个人都亲个不停。原来黄河冰封,它竟然 在荒郊流浪几个月之后,踏冰过河,终于回家来了。我带着乞求的眼光望着母亲,她的眼睛也湿润了,随手从篮子里拿出一个菜团子,塞到黑黑的嘴里。黑黑又和我 做伴了。然而好景不长,可能是由于它流浪数月,身体受损伤太大,自打回家后,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活泼机灵,老是无精打采的。转眼到了夏天,又是一个早上,我 醒来后,不见了黑黑。问二姐,她轻声缓慢地说:“它死了。”我惊呆了,非要家里人带我去看看它不可。母亲说,现在天热,怕臭了传染病,已托人弄到很远的地 方埋了。我还是不信,以为又是送到河东去了。我跳着脚大喊大叫:“别骗我,等着瞧吧,到冬天它自己会回来的,”从此,我盼呀,盼呀,盼到冬天来了,可是黑 黑还没回来。我跑到河边,见那黄河像一条巨龙,静静地睡卧在那里,时不时还有人从东岸踏冰过来,却始终看不到黑黑的踪影。这次我相信黑黑是真的死了,不 然,就是天涯海角,它也一定会回来的。大约在我六、七岁时,我家终于有了一处自己的房子,盖在护城大堤上,那里是无主公地,是典型的贫民窟。傍大堤两旁, 高高低低,一溜土房。住在那里的,都是些贩夫走卒,货郎挑担,当兵的,算卦的,扛活的,讨饭的;我们前邻是一家卖馍的,后邻是卖开水的,堤东面和我家斜对 过是一个卖粥的老头,他的前邻则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孙子。这一带,除了一户中农外,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和雇农。回想起来,我们的房子名 义上是三间,实际面积不过十几平米。一进门就是锅台,左边一间,塞满了杂物;右面一间是炕,一家人就挤在这一条炕上,几乎难以翻身。父亲个子很高,进门必 须弯腰,上炕睡觉必须卷曲着或斜着身子,好在他几年难得回家一次,容易凑合。屋又矮又黑,冬天还好,做饭在屋里,虽然总是烟尘满屋,倒也暧和;夏天可难 挨,再挂上一床大蚊帐,屋子里又闷又热;为防小偷,晚上还得把鸡笼关在屋里,满屋气味难闻。最担心的是下雨天,屋顶漏雨,墙根进水,特别是房子傍堤而建, 地基并未夯实,大雨从房子一边的斜坡冲刷下去,水土流失严重,房基汲汲可危,每当此时,一家人就得全体出动,培土抢险。

解 放前的鲁北大地,灾荒连年,盗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灾荒主要是蝗灾、旱灾、水灾和瘟疫,特别是水灾和瘟疫,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苦难。水灾就是 黄河决口。我的家乡处在黄河最下游,流沙淤积十分严重,河床大大高过地面,不论上、中、下游下大雨,河水一泻而下,冲垮堤坝,每每泛滥成灾。国民党政府年 年收水利捐,护堤费,钱都到了贪官污吏的口袋里,不仅没有对黄河进行根本治理,连培土加高大堤的治标办法,也是有名无实。就我记忆中,在我十五岁以前,至 少有三次黄河大决口,每次河水疯狂地横扫大地,眼看着一座座房舍被冲垮,大片土地被淹,一片汪洋;滔滔河水,常有人在水里挣扎,随之被巨浪卷走,桌椅板 凳、锅碗瓢盆,随处漂流。由于我家就住在大堤上,是当地最高处,对于这种种惨象,一览无遗。河水退后,大地一片荒凉,田地里积下了厚厚的沙土,农作物荡然 无存,偶而有比较坚固的房子未曾倒塌,也只是在白沙沙的土地上零星地冒出屋顶而已。旱灾也常常十分严重,而且紧接着就是瘟疫。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瘟疫大约 在1934年前后,我的家乡流行霍乱,附近的村庄里,几乎天天死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也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我家前后左右,家家都 发过丧。不幸,母亲也染上了这种病,发高烧、呕吐,几天昏睡,说胡话。父亲远在外地,我只有十来岁,大姐也不过十五、六岁,亲戚家这时无一上门,家里又无 钱请医买药,姐弟三人只有日夜守护在母亲身旁哭泣。后来不知从那里弄来一个偏方,给母亲吃了,也许是穷人命大,也许是母亲常年劳动,抵抗力强,她竟然活下 来了。

解放前,我们家乡有三大“特产”:土匪、沙土、盐碱地。沙土是黄河给冲来的,盐碱地是久远年代土地 盐碱化的产物,而土匪则是政治腐败,灾荒连年造成的恶果。我儿时就常听说,今天这里遭抢了,明天那里杀了人,后天又听说谁家的闺女被糟踏了。最常发生的是 绑票、打扛子、挖墙洞。我看了不少小说如《水浒》、《七侠五义》,里面的“绿林好汉”也被官府称为“匪”,但他们却是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专门和贪官污 吏、土豪劣绅作对,替穷人打抱不平的。然而我们家乡的“好汉”们,却是贫富不分,唯利是图。相对地说,有钱人家或住在城里,或住在深宅大院,有看家护院 的,一般土匪倒也难以下手,所以受害的多以小户人家甚至贫苦人家居多。例如前面说过的孟二嫂的丈夫是一个穷赶脚的,土匪只是为了一头小毛驴就把他杀害了。 我们家每天夜里总把鸡笼子关在屋子里,到头来还是叫小偷把鸡全给抓走了。说来也挺有意思,小小的屋子,一家人就睡在炕上,早晨醒来,房门大开,却已“鸡去 笼空”了。也许是小偷使用了什么蒙汗药了吧!不过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竟对穷人家的那点可怜的“财富”,手下也不留情,比起梁山好汉“鼓上蚤”时迁来也稍 有逊色。话又说回来,无论是灾荒还是土匪,毕竟都是国民党反动、腐败政治的产物。况且在那年月,苛政猛于虎,往往兵匪合一,官盗不分,老百姓注定要在油锅 里受煎熬。国民党税多,五花八门,我家一无土地,二无店铺,只因房子盖在无主的公地上,便没完没了的交税、纳捐。催要捐税的主要是“地方”(相当于后来的 保甲长)。《白毛女》中,杨白劳年三十到外面躲债,我母亲也常在那天躲到别人家里去。“地方”手提文明棍到我家坐上一会,看到三姐弟也捞不到什么油水,只 好悻悻而去。俗话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是走一步说一步,过大年图个平安吉利而已。

虽然我生长 在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沐浴着伟大的母爱和纯真的姐弟骨肉之情,但自幼目睹和亲身感爱到社会的黑暗和世态炎凉,从而养成了沉默寡言、爱思索而又较为孤僻 的内向性格,和同龄儿童相比,显得“老成”一些,所以乡里乡亲们都戏称我为“小大人”。这种性格在1944年当兵后就大大改变了。

八 岁那年,我上了私塾。农村中流传“七精神、八糊涂”,启蒙的最佳年龄是七岁,最忌讳的是八岁上学。我之所以晚了一年,还是因为家穷,下不了决心。说来也可 笑,母亲送我上学,最初的目的还仅仅是为了能够写信不求人。母亲、姐姐全是文盲,父亲来封信,须求人代读;给父亲去信,更得烦人代笔。村里只有一位老学究 (也就是后来我上私塾的老师),母亲去求他代读或代写,要带上两个馒头或几个鸡蛋,还得耐心地等待。母亲说:“儿呀,要是你会写信,咱们就不求人了”。我 果然不负娘的希望,上学一年之后,就抱着一本尺牍,照猫画虎,学着给父亲写信,不久之后,我就能写一封词能达意的信了。在当时附近的同龄儿童中,我是为数 不多的能上学的一个,后来又成为少之又少的高小生,这应当归功于我的父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把我送去读书;后来我有幸上了中学,最后成为有史以来 我们村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而且从中学到名牌大学,完全是公费,一半是机遇,一半是自我奋斗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我的贫农出身,说什么旧社会能 上大学的只有地主资本家子女,贫农那有钱上大学?我只能表示沉默。私塾只上了两年,1934年我十岁时,直接插上了高小五年级,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重大转 折,如果私塾两年后就此中止,或许我一生就生活在农村了。上了小学,像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此前,我读的是四书五经,诗云子曰,自然知识方面还信奉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坠为地”;历史知识只知道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上了小学,学算术、 读国语、学自然和史地,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中国有个孙中山,外国有个华盛顿。当时的小学教育还有许多旧的或半新半旧的内容,但毕竟已在幼小的心灵中灌输了 一些爱国主义思想和现代文明的东西,特别是前者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我知道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它们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它们迫使 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租借或割去了我国的大片土地,象征着中国版图的秋海棠叶被蚕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五三”、“五卅”惨案和“九 一八”事变被约定俗成为著名的国耻纪念日,学生们胸前佩带的符号上,一边写着“读书不忘救国”,另一边写着“救国不忘读书”,经常唱的是爱国歌曲。这些都 促使我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与此同时,我阅读了大量的“闲书”即章回小说,它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由于没人指导,拿到什么就看什么,甚至看过全本 《金瓶梅》。毕竟我那时只有十来岁,根本谈不上分析批判,因此,这些书在我身上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同时存在。我崇拜的是忠臣良将,民族英雄和杀富济贫的绿林 豪杰;但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和才子佳人的封建思想也在毒害着我幼稚、纯真的心灵。我读到的第一部章回小说是《说岳全传》,岳飞一直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民 族英雄,《满江红》这首充满爱国激情和豪迈气概的歌词那时我就会诵、唱了。此外,我还喜欢听艺人说书,大体上也是上述一些内容。我阅读“闲书”几乎入迷, 一回家便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由于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方面了,加上没有读初小,数学基础较差,因此我在小学时的正课除了国语还差强人意外,其他的学习成 绩平平。

在小学时,只有一件“露脸”的事情值得回忆。儿时,附近有一个人口吃,我总爱学他,学来学去,自 己也成了结巴,而且非常利害,在学校里常被人嘲笑,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下决心要改掉这个毛病。我寻来一本书,说是有一个口吃患者,经常自个儿在旷野中 去进行演说,想像中面前有成千上万人,都不过是听众,只有自己才是最伟大的。练来练去,他不仅矫正了口吃,而且竟然成了一个大演说家。这个故事使我很受启 发,便如法泡制,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到野地里去练习,日久天长,居然在日常生活中,口吃比较轻微了,自己也有了自信。这一细微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 意,当我斗胆报名参加全县小学生演讲比赛时,在学校里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很多人都持怀疑甚至讥讽的态度,只有国语老师知道我的秘密,支持我,鼓励我,帮 我修改讲演稿。经过层层选拔,在正式比赛的那天,会场上“名流”济济一堂,我上了台,竟一点也不怯场,就像我在旷野中练习时那样。坐在前排中间的是全县的 父母官县长,距我只有几步,我心里在想:你一个县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在听我讲演?比赛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我竟然得了个全县第一,这可是我们村 中的一大新闻,好像是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这件事情本来微不足道,但却也使我明白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关键是要有自信心,不能自卑。小学毕业 后,父母“望子成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送我到济南上初中,一年后,抗战爆发,就失学在家了,时年13岁。从那时到1940年5月,我经历了一段“亡 国恨”的生活。“七七”事变后,家乡就沦陷了,日本鬼子占领县城不久,又换上了汉奸队伍皇协军。时间不长,原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官叫刘景良的,拉起了队 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前面讲过,我的家乡土匪如毛,刘景良拉起的这个队伍,实际上大部分是土匪,这时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英雄”,土匪头都成了团长, 号称“四大团”,一部分土豪地主也加入了进去,再加上投降过来的“皇协军”,兵、匪、汉奸、地主合流,打出抗日的招牌,更加胡作非为。不过在民族抗日战争 的大气候、大环境中,还是表现出浓厚的抗战气氛,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进去,其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加上当时国共合作,聊城专员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帮助下,建立了鲁西北抗日地方政权和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鲁北人民也有很大的鼓舞。

游击队占 领县城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学校(有小学和初中),我进去了。战时学校实际上文化学习很少,主要是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学校中的老师,大多是从北平、天 津、济南回乡的大、中学生,左、中、右都有,看来以中、右居多,大多是拥护“国民政府”、“中央军”和“蒋委员长”的。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成了一个蒋介石 的狂热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但也有一位小学部老师,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思想进步,他曾拿出一张周恩来的戎装照片给我看,说周是共产党,也曾是南开的学 生,言谈之中,颇以此引以自豪。听说后来他跑到解放区,可能早已牺牲了。

也许是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也许是 由于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推动,作为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游击区,我县当时的抗战情绪还十分高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许多爱国歌曲如:《救亡歌》、 《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甚至还学了一首《国际歌》曲调,抗日内容的歌子,也参加了一些宣传救亡抗日 的活动。这使我由原来朴素的爱国主义萌芽,升华到具有抗日救国的民族意识。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军阀、兵痞和土匪作风,发国难财,娶小老婆,打 着抗日的旗号,干着欺压老百姓的勾当。我感到愤慨、迷惘,写了一篇揭露这种行为的作文,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国民党游击队实际上是“游”而不击,而且不堪一 击,在他们进城不到一年,当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县城时,他们一枪未放就溜掉了。从此,我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亡国奴”生活。

从 敌人开进县城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了异族入侵后所受到的屈辱。日寇在城门口设立岗哨,规定中国人进出城门必须向哨兵鞠躬,并接受盘查。为此,除非万不得 已,我绝不到城里去,而有时进城被迫向鬼子鞠躬时,内心的痛苦简直无法忍受。我家住在护城大堤上,在院内一抬头就可看到对面城楼上的“膏药”旗,觉得特别 可憎,以致于我现在看到日本国旗时,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日本鬼子占据县城,国民党游击队还在乡下活动,日寇下乡清剿,回来后常在城门口挂上几颗人头,其 实都是被杀害的老百姓。敌人推行奴化政策,开设了日语学习班,招收青年学生,我的不少小学同学都报名参加了。我当时认为学日语就是投降,甘心当亡国奴,准 备当汉奸,坚决不参加,所以,我连一个日语字母也没学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和作法,但却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当时以为是对敌人能采取的一种消极 的反抗方式。

我不甘心就这样过亡国奴的生活,绞尽脑汁寻找抗日的路子,可是农村消息闭塞,我年纪幼小,又 没有可讨教、商量的人,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出路,茫然不知所从。敌人的报纸和宣传,从反面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知道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在四川重庆, 西南、西北是大后方,是抗战的根据地,我要想抗日就应该到那里去。那时我并不知道延安,也不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事求是地 讲,就是知道这些,按当时我的思想水平,如果不是有人指引,我还是要奔赴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央军”的。“到大后方去”,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可我除随 大人去过济南外,基本上一直是在母亲、姐姐们跟前长大,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更不用说从沦陷区通过不知多少关卡、封锁线,到那迢迢数千里之外,人生地不熟 的地方了。我现在真想不出当年竟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义无反顾,丝毫不考虑前途究竟有多少困难和艰险。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和我读了那么 多英雄侠义小说有关。真应了常说的那句话:“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缩手缩脚,顾虑多端。 虽然我“胆大包天”,但毕竟像乡亲们认为的那样,我是一个“小大人”,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的比较仔细一些。为了实现我的计划,我首先利用在学校学到的一点 可怜的地理知识和一本旧地图,选择一条到大后方的最佳路线。据了解,可能的路线有好几条,但距离最近,对我比较合适的是利津济南徐州开封郑州这条路线。开 封是敌人占领,郑州是“中央军”驻守,开封距郑州只有100多里路,只要到了郑州,再去大后方就比较容易了。但所知仅此而已,从利津到郑州大约有700多 公里,到重庆至少也有2500公里,中间汽车、火车、徒步,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和麻烦,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而且决非一个15岁的农村少年所能想像的。但 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老话,而且反复研究和熟记这条路线,尽智力所及制定计划,认定只有先到济南去,才能进一步了解这条路线有关的情况,制定下一 步的具体行动计划。那时我当然没有读过毛主席的文章,也不懂什么叫哲学,但解放后学习关于“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一思想时,倍感亲切。

正 当这时,家里见我已长大了,该挣钱养家糊口了。在淄(川)博(山)煤矿做工的父亲叫我到他那里去给矿长当“听差”,我当然不会干,但却给了我一个到济南去 的机会,便假意答应了下来。1940年春节过后,随着一位亲戚先去济南,那年我刚过15岁。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这是我一生中第二个重大转折。文化大革命 中把我打成“反革命”,纯粹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这一问题只是在我离开家乡以后才产生的;此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儿子。我离开利津后不久,八路军就 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渤海军分区,建成了山东省最早的敌后根据地之一,儿时的一些小伙伴参加了革命,如果那时我还留在家乡,肯定会更早一点参加革命,走 的将会是另一条路了。如今,一切都成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不必再想“如果”,已经发生的事,也不必后悔。但实事求是地讲,我当年为抗日而流亡他乡,是在当 时历史条件下一个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选择。我以一个15岁的少年,在没有引路人的情况下,能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开始了艰辛的人生历程,至今仍 引以自豪,虽然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尽了苦头。

从1940年到现在的50多年当中,我只回过老家两 次,一次是在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只住了一个星期,那时父母、两个姐姐都还健在,二老还住在原来的土房里。第二次是1982年我去烟台开会,途中回乡 住了三天。但此时父母和二姐早已作古,我是住在大姐家里。我到原住处寻觅儿时的残迹,不仅我家的土房已荡然无存,而且护城大堤上的所有人家都已迁走,所见 者仅断壁残垣,不禁怅然如有所失。而此时鲁北大地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更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石油井架高耸林立,那就是目前我国 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我原就听说,黄河入海口处已成为一个自然保护区,写到这里时(1993年),正好手边报纸上有则报导,使我更加神往,现抄录如下:黄 河入海口成为鸟类乐园新华社济南1月9日电〓据《大众日报》报道:黄河入海口成为珍稀鸟类乐园。白天鹅、丹顶鹤、黑头鸥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珍禽在此栖息繁 育。总面积达230余万亩的黄河入海口地区已被国家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珍稀、濒危鸟类越来越多。在这里停歇,越冬的鸟类达115种、5万余只,其 中白天鹅万余只,丹顶鹤、大庆鹤、黑头鸥2万余只。属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5种。

当地政府十分重视黄河入 海口地区的环境建设。目前人工造林30多万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化26万余亩。他们还实施飞机播撒草种,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大搞蓄水工程,挖水库 100余座,总蓄水量4000多万立方米。啊!难道这就是我那个曾是不毛之地的盐碱荒滩,盗匪成群,哀鸿遍野,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故乡吗?

不久前,又传来更加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黄河三角洲已被列入国家的重点开发区,不久的将来,它将像长江三角洲一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50 多年间,我前后回家总共只住了十多天。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越来越浓烈了。我常梦归故里,却又找不到故居。如今,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可能已 经忘得干干净净,而童年往事很多却记忆犹新。我在天津已生活了30多年,比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长一倍还多,却仍如过往游客,而故乡却永远地、深深地扎根于 我的心中。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相信有灵魂之说,但不知怎地却希望死后魂归故里,以慰我几十年来的思乡之情。

 

二、流亡途中

(1940.3_1940.8)

从 1940年3月自利津出发,至当年8月到达四川绵阳,在半年的时间里,历经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和四川五省,行程近2000公里,中间过了两道封锁线, 一道是日本鬼子的,一道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我初入社会,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腐败,途中曾遇到不少困难和“险情”。值得庆幸的,也遇到不少好 人,使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对这些人我终生难忘,虽然其中有的人我连名字也不知道。开始流亡生活的第一站是济南,我是跟着一个亲戚坐长途汽车去的。 从利津上车时,座位是满员的,但汽车到达前方第一站滨县时,又上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个日本女人(大概是慰安妇即军妓吧),便把我们几个中国人撵到了汽 车顶上去。车顶上本已堆满了行李老高老高的,汽车疾驶中,人趴在行李上,紧紧抓住绳索,稍有不慎,随时有摔下去的危险,加上隆冬刚过,春寒逼人,手脚都冻 僵了。大人们照顾我年纪小,把我安排在行李的间隙中,既比较暖和,又不容易摔下去,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然急促喊叫声把我惊醒,见车顶上的几个大人在大 声呼叫的同时,拼命地脚蹬、手敲车顶。我抬头前望,不禁吓呆了,只见一面城墙正飞快地迎面扑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司机已听到了车顶上的异常动静,一个急刹 车,把我摔倒在行李堆上,有一个人已经摔到车下,半死不活了,我从车顶上下来,看到汽车驶进城门,刚刚擦顶而过,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不是先下来,我 就会身首异处,其他人也都会粉身碎骨了。

我这是第二次到济南。与七七事变前相比,除了到处是枪上带刺刀的 日本大兵,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外,特别显眼的是到处都有挂着“土膏店”照牌的大烟馆,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外,还推行毒化政策。伪政府 机关也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上面加了个三角小旗,上书“和平建国”,以示汪(精卫)记“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记国民政府的区别。大街上张 贴的“国民政府”布告,主席署名仍是林森,可这时这位林主席还在重庆。到济南之后,我便在一家亲戚家住了下来,并且给父亲去信,藉口准备考师范或职业学 校,要求暂时留在济南。父亲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望子成龙”心切,便答应了,从而使我有时间和条件进行逃离沦陷区的准备。济南的信息较多,我又得知表哥孟 昭峨在西安红十字会工作,恰与我原计划的路线一致,于是决定从济南乘火车到徐州,再转车到开封,通过敌的封锁线,步行去郑州,经洛阳、潼关去西安。到西安 后,找到找不到表哥,再说下一步。本来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但由于我常在亲友中了解情况,这事情就自然而然地传到父母的耳朵里。父亲还好办,母亲那里可 不得了,要死要活的,来信说,如果我远走,她就上吊。为了稳住老人家,我骗她说,我是在济南念书,并且专门照了一张相片给她寄去。在特定情况下,说谎并不 是一件坏事,有时是为了安慰亲人去说假话,如以上所述骗我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例;有时是为了欺骗敌人和坏人,保护自己。从济南开始,我就编织了一套应付各种 情况的假话。一个15岁涉世不深的孩子,说出的假话,也常常是幼稚可笑,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可我的一些假话还真有用,帮助我度过了不少难关。也 许是由于我年纪小,不引人注意或容易获得别人同情的缘故。

1940年5月间的一个早晨,我带上了仅有的 40余元伪币(当时叫“准备券”),一个仅装有几件单衣的小包袱,偷偷地从亲戚家溜到了火车站。行前在枕头下留下了给父母亲的一封信和我的日记本,信中只 说我要走了,但没说去向,还附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还记得:“誓灭日胡虏,男儿志铁血”。信、诗和日记,充满爱国的热情,却也充满了幼稚和幻想,仿佛 自己真像是小说中的英雄、豪杰,搞得神秘兮兮地,害得我那位亲戚在我走后到处去寻找我。

这次远行可不像上 次从利津到济南有大人伴送,完全是一个人在开始“闯江湖”了。从济南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到徐州,还比较顺利,没有遇到特别麻烦。徐州下车出站,便有无数拿牌 子的、打小旗的旅店小伙计一拥而上,招揽旅客,嘴里说的天花乱坠,甚至干脆从旅客手中抢过行李,死拉活扯。我根据从演义小说获得的“社会知识”,心想可别 住进了黑店,叫人宰了做成人肉馅包子。于是,对于车站拉客者概不理采,自个儿在车站附近一家临街小旅店住下了。我是第一次单独住店,不知旅店的规矩房费和 被褥费是分开的,客房里土炕上只有一条草席,租用被褥还得另外交钱;再加上又怕是黑店,合衣躺在炕席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五月间的夜里还是比较冷的。

第 二天,从徐州转乘陇海线火车西行,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车上武装乘警增多,检查也勤,不仅查车票,还要查验“良民证”,这下我可傻了眼。原来我在家乡时,并 没有报户口,所以也没有“良民证”。不过在利津和济南验查并不太严,没想到从徐州往西,越来越靠近前线,查证也就越严格。一看到乘警走过来,我害怕得要 命,一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但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带手枪的警官,看过我的车票,问我到开封去干什么?我说去找姥姥,这当然是我预先编好的假话 之一。他问我要“良民证”,我装糊涂从口袋里拿出了在济南上车时打针后发的防疫症,递了过去。那个警官还没说话,旁边的一个乘警就发了火:“叫你拿良民 证,你拿这个干啥?”我还是装糊涂:“什么良民证?我就有这个证”。警官似乎发现或想到了什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比较和颜悦色地问我是那里人,为什么 不带良民证?我说是山东利津人,那里没发过良民证。他又审视了我一下说:“小孩子,算了”,就走开了。此后,直到开封,乘警就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谁知到 了开封下车后,站台上增加了许多日本鬼子,枪上都上了刺刀,叫乘客排成一长队,挨个进行搜查和查验良民证。我一看,坏了,这下可躲不过去了,磨磨蹭蹭地排 在最后,听天由命吧!日本兵从前头挨个向后验查,车上的那个警官从后边走了过来,一眼就看见了我,似乎怔了一下,立刻挥挥手:“走吧!”听他一发话,我转 身就混在车站上工作人员中,溜出站去。从我上小学起,就知道中国人中最可恨的就是汉奸,七七事变后,我把所有给日本鬼子做事的中国人都认为是汉奸,伪军、 伪警更不用说了,我恨透了他们。可是这个伪警官却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那样关照我,也许是出于同情心,也许他是一个汉奸“外包装”,其实却是 一个爱国者。总之,是他,一个在我心目中应是坏人的人,帮助我度过了流亡途中的第一道难关,算是坏人当中的一个好人吧!遗憾的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子。

到 了开封,我才发现此行计划中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事先没有弄到一张“良民证”。我投宿旅店,走了几家,都是因为没有这个劳什子而被拒之门外。最后走进一家客 栈,我心里盘算着,要把谎话说的更圆满一些,争取同情。店名我已忘记了,但店老板的名子却还记得,叫刘鸿恩,也不过20岁出头,他接待了我。我说:我是到 开封找姥姥的,却不料她搬到郑州去了,我在这里人地两生,只好先住店;并说我老家那里没发“良民证”,没办法,请他通融一下,让我住几天。店老板用一种猜 疑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并不相信我的话,但又不说破。

他说:“好吧,不过你没有良民证,不能住到客房里,也 不能上店簿;这么办吧,你就住在我的柜台房里,查店的来了,到外面去躲躲。不过郑州你是去不成了,过一、两天,回老家去吧!”我明知故问:“怎么去不成? 不就是100多里路吗?”店老板压低了声音说:“开封是皇军占着,向西三、四十里,是中牟县,那里有中央军驻守,只有先到中牟,才能谈得上去郑州,这两段 路铁路全都扒了,只有步行。而且开封和中牟县之间,除了有封锁线外,还几十里路的两不管地带,经常有土匪和劫道的出没,你一个小孩子家,又人生地不熟,还 是回去吧!”他说的这些,有些早在我意料之中,而几十里之外就有中央军一事,却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中牟可比郑州近多了,我想只要冒险走出几十里路,就可 以找到自己的军队,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表面上却装出惊讶和为难的样子,继续把谎话说下去:“我家里什么亲人也没有了,我就是为这个才来 投奔姥姥的。再说我钱不多,回不去了”。我求他帮助我。不知是他相信了我的话,还是看出我是说假话的爱国少年,反正他确实替我想了许多办法。他告诉我:从 开封去中牟,只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就是跟着邮政车 (牲口拉的大车)走。那时沦陷区和非沦陷区还能通邮,不仅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不怎么难为来往的邮差,而且土匪一般也对邮车手下留情。邮车不是天天有,而 且似乎是不定期,店老板消息灵通,能够打听到邮车出发的确切日期和时间。通过日本鬼子的岗哨,必须有“良民证”,店老板不知从那里代我买了一张,是布制 的,印刷很粗糙,而且不贴照片,极易冒名顶替。此外,出了开封,伪币就不能使用了,店老板又替我把大部分伪币换成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我把它们缝在夹袄里。

我 在店里住了三、四天,和店老板以及伙计们都混熟了,他们对我都很好,像是对一个小弟弟一样,好像已看穿了我的秘密,却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其间,伪警察来 查过店,店老板应付的很好,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的缘故,并没有引起注意。一天早上,店老板亲自把我送到一个三叉路口,指点着说:“前面不远就是日本 兵岗哨。验良民证时,千万记着你叫×××,是××××村人,别说漏了嘴。过了岗哨,就是两不管地带,邮政车刚过去不久,你紧赶几步,和他们搭个伴。万一赶 不上也不要紧,一条大路直通中牟,没有叉路,一路上多加小心”。我向他道谢后,提着小包袱,自个儿向前走去,再回头看,见他仍站在那里向我眺望,我向他招 招手,他也举起手来,我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是我开始流亡途中遇到的第二个好人。我直觉地感到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至少是一个有正义感和富于同情心的青 年;也许是专门做这种帮人通过封锁线生意的,从兑换法币和代买“良民证”中取得一些好处,但从我身上能捞取的“油水”实在微不足道,在以后五十多年风风雨 雨的日子里,每当我被侮辱、损害的时候,特别是当有人乘我之危,翻脸无情,对我进行伤害的时候,我每每想起旧社会中像店老板这样萍水相逢却伸手相助的人 们。

当我走近鬼子哨兵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设想出许多可怕的情况,准备着一系列谎话和应付鬼子的方式。 想着想着,忽听到一声喊叫,一个凶煞神似的日本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站在我的面前。他叽哩吐噜地说着日本话,我听不懂,但从他的示意动作 中,明白他是要查验“良民证”和检查我的小包袱,便立刻把那个冒名顶替的“良民证”递上,他拿过去反复查看。这时我倒也不怎么害怕了,横下一条心,走一步 算一步。这个鬼子不会说中国话,就像我不会日本话一样,各说各的,不论他说什么,我就只是重复地说着良民证上那个人的名字,他似懂非懂,又示意叫我把小包 袱打开,里面实在太简单,他用刺刀一挑,便一览无遗。这时我最担心他仔细检查我的夹袄,夹层里藏着二十几元法币,叫他搜出来可不得了。万幸的是他只是草草 一看,便摆了一下手,说了声:“开路开路的”,这下我听懂了,赶紧把包袱包好,提起就往前走,开始还故意慢条斯理地,生怕他生疑,过了一段时间,就加快了 步子,约摸已走出很远了,才敢回头望望,已经看不到鬼子哨兵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才觉察到浑身汗都湿透了。啊!这就是敌人的封锁线,想不到我这么轻而易举 地过来了。我想可能鬼子看我年纪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又不会说中国话,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假如当时有翻译或伪军在场,只要问我冒名的那个人所住村庄 的情况(我对此一无所知),立刻就露馅了。我像是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比欢畅,虽然前途未卜,却觉得已获得了自由,不是亡国奴了。我把“良民证”和剩下的几 张伪币撕成碎片,用力向路旁扔去,心里骂着:“去你妈的吧!”扔掉它们,一是我对这些东西厌恶极了,不想让它们留一丝痕迹;二是怕中央军搜出来说我是汉 奸,我有口难辩。在家乡时,大人们有时戏称我是“人小鬼大”,是褒词还是贬意,我也说不清楚。但从我离开家乡那天起,自觉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漂荡,随时有 覆没的危险,我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把事情想得周到些,以保护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实在幼稚可笑。

按 照店老板的嘱咐,我加快了脚步,要赶上前面的邮车,但走了一大段路,还是没赶上,想是他们已走远了,好在向西只有一条大路,便一个人走下去。春天的河南平 原,黄土飞扬,渺无人烟,这大概就叫黄泛区了,就是“两不管”地带,但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不管怎么说,这里已没有了日本鬼子。一些奇奇怪怪的孩子气的幻想 顿时涌现在我的心头。我想起《水浒》中的梁山泊英雄好汉,演义小说中的绿林豪杰,他们都是劫富济贫,专门和贪官污吏作对的,我一个穷孩子,怕什么?再说我 是为抗日而来,如果在这里碰上游击队什么的,我就跟他们干去,也免得再向西跋涉了。我甚至想像忽地从路旁沟坎中蹿出一伙人来,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 我栽,如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一看我是一个穷孩子,说不定还送给我点钱,我正缺盘缠哩!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路上偶尔见一、二个行人,也是行色 匆匆,互不相扰,我倒感到有点儿失望。下午终于赶上了邮车,可也已经到达中牟县河边了。我和他们一起上了一条小船,过了河,上了岸,我一眼就看到戴着“青 天白日”帽徽的武装士兵,那就是“中央军”了。我高兴的简直无法形容,以为到了“自己人”这里,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

其 实,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压根儿没有估计到的。我这次流亡的行动计划,主要是根据一本旧地图,图上的黄河从河南的风陵 渡转向东流,直至我家乡入渤海。虽然我在家时曾发现黄河水流已经很小,却没在意,还以为从开封到中牟、郑州,根本不用过黄河,顺理成章,到了中牟再西行, 就一路顺风了。谁料到了中牟之后,才知道中牟和郑州之间,隔着真正的黄河,那才是中央军的封锁线。原来,1938年6月,日寇从我东部沿海向西推进,一路 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挡住日寇西进,蒋介石亲自批准,国民党在河南的花园口挖掘和炸开了黄河大堤,导引黄河水南下。这次完全由国民党制造的 “花园口决堤事件”,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最终也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西侵。据有关资料记载,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从此汹涌南流,淹没了豫、皖、苏 三省大片平原,使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将近九十万人死亡,并且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4册,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 河改道后的开封和中牟同郑州不是都位于黄河以南,而是分别位于黄河的东、西,中牟则正在河的东岸,由国民党军队驻守,过河必须有驻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 令部签发的“渡河证”,据说是为防止敌人奸细的渗入。其实,这种渡河证是可以从当地驻军那里买到的,明码标价法币25元。他们利用这个渡口发国难财,反而 给汉奸特务大开方便之门,只是给无钱无势的老百姓,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口袋里只有二十几元钱了,到西安的路费也怕不够了,哪有钱买渡河证?我以 为,对一个千里迢迢,冒险投奔“中央军”的爱国少年,总该是欢迎的吧!我理直气壮地跑到当地驻军的一个营(连?)部,门岗根本不让我进去,向他说明情况, 他只是一副冷漠,鄙夷的面孔,并把我轰了出来。我当时真是气急了,心里直骂他:“你他妈的还是中央军哩,连一个汉奸警察都不如”。可“人在屋檐下,只有把 头低”。我敢怒而不敢言,回到小店后,愤懑,失望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愁眉苦脸,无计可施。小店中旅客多为做小买卖的人,他们大多是 用了25元钱买了渡河证的,我如实对他们讲了,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其中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汉子特别对我友好和关心,赞扬我的爱国精神和勇敢,拍拍胸脯对 我说:“小兄弟,别着急,过几天我把你带过河去,路费也不用愁,有大哥的就有你的”。原来他是陇海铁路潼关工务段的一个工头,叫于元川,是受段长之托到开 封去接段长太太到潼关去的,持有“渡河证”,上面只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和人数,多带上一、二个人没问题。他叫我在店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我听了真是喜出 望外,绝处逢生,虽然我还是有点将信将疑:“世上难道还真有这样的好人?”,但我已别无他路可走,此时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如果说,我从开封来中牟的 途中,曾幻想碰上绿林英雄却未成事实而感到有些失望,眼前这个中州汉子那拍胸脯的豪爽仗义,活脱脱一副梁山好汉的气概,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在小 店里等待着,啃窝头,吃咸菜,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四、五天之后,于元川真的回来了,带着一位太太和使女,还有他自己的弟弟,连我共五个人,很顺利地渡过 了黄河。就这样,我通过了此次流亡途中的第二道封锁线。27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我的历史时,有人觉得我这段经历不可思议,再三追问我当时有什么政治 背景和特务关系,我无言以对。

过了黄河,我跟随着于元川向西进发。此时我已对他完全信赖,他也很喜欢我, 像兄长一样对我照顾。从中牟经郑州到洛阳,行程300余里,两个妇女坐大车或骑牲口,其他人徒步,这对于我这个从没走过远路的小孩子来说,自然是很辛苦 的。但是有于元川带着我,我不必担惊受怕,什么事也用不着自己操心,住店不用我掏钱,甚至他还经常叫我和他一道吃饭。于元川文化很低,路上我曾替他写了几 封信,他很高兴,对我照顾有加,因此一路上虽然辛苦,我心情却非常愉快,并且开拓了眼界,领略了黄土平原的特有风光。我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这一路正是 三国时的古战场,路过荥阳时,我看到了“三战吕布”的虎牢关,土里土气的,一点也不起眼,跟前有一颗大树,据说张飞在那里拴过马。

于 元川是铁路职工,在洛阳、潼关多有方便。到洛阳时,天色已晚,我迷迷糊糊地被于元川领到一个地方,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时发现那原来是一节很漂亮的专用卧 车。从洛阳到潼关约400里,大都是步行,但将近潼关时却是坐的压道车,是一种用手把压行在铁轨上行驶的工程车。潼关在黄河南岸,对岸是风陵渡,那里日本 鬼子的大炮正对着潼关东侧的隧道洞口,只要火车一出洞口,鬼子就向这里打炮。因此,火车已停运了,压道车目标小,比较安全,即使这样,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口 时,大家还是很紧张,拼命地压手把,全速前进,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潼关。

我在潼关铁路工务段的窑洞里住了一 夜。我是第一次住窑洞,觉得很新鲜。这里的窑洞很有特色,从外面看,只有一个不起眼的洞口,进了洞口走好几十步,便豁然开朗,原来里面是一块很大的露天空 地,真正的窑洞口在这里才能看到,我不禁有“别有洞天”之感,想到了孙大圣的花果山水帘洞,也想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桃源”,如果把外面的洞 口一堵,还真想不到里面住着好多人哩!

于元川真是把好人做到底。第二天,他又亲自用压道车把我送到了华阴 火车站,还给了我一张铁路职工的免票乘车证,送我上了西行的火车。他是我此行中遇到的第三个也是帮助我最大的一个好人。由于近半个月的朝夕相处,彼此有了 感情,依依不舍,当火车徐徐开动,我由车窗向外张望时,见他仍站在那里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睛不禁润湿了。战乱中我们早已失掉了联系,但他的名字却始终铭 记在我的心中。

到了西安,在广仁医院找到了我的表哥孟昭峨,这时他在红十字会当工程师,见我突然来到,实 出意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想当兵抗战。他说我年纪小,军校不收,当兵也不够条件。四川绵阳有一个国立第六中学,主要招收山东省的流亡学生,还是到那里去 上学吧!我喜出望外,自然是一百个乐意。于是在表哥的帮助下,从山东省政府西安办事处那里开了一张介绍信,六、七月间,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转乘汽车,开 始了进川的旅程。在此后的10年中,我和表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我读书期间,他曾给我许多帮助。

从宝 鸡到绵阳也不过400多公里,按理乘汽车最多两天就可以到了,可那次我走了足足半个月。首先是公路非常糟糕,全是土路还不说,而且一旦下雨不是塌方就是断 桥。当时正值雨季,秦岭那段尤其是经常大雨滂沱。有一次汽车走在一个地方,前后都塌了方,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困在那里一天一夜,没东西吃,就摘青核桃, 吃得嘴唇都是黑的,还拉肚子。其次,因为汽油奇缺,汽车是烧木炭甚至劈柴,加上又是老掉牙的“老爷车”,没劲,途中动不动就抛锚,熄火,乘客还得下来推 车。有人曾用古人诗句改动几个字,来形容抗战时期的长途汽车和公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塌方六、七处,八、九、十人推”。(古人诗句为:“一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在“古栈道”和“木牛流马”的时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情 况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交通困难,造成了一个新的特殊阶层汽车司机。这些人虽然身份不高,却很有钱,原因是有了方向盘(多是公车、军车),便可以从“拉黄 鱼”和走私中捞取大量外快。在旧社会,“黄鱼”一词,原是比喻那些没有买票偷搭乘轮船的人,在抗战时期交通困难的特定情况下,人们则用来指那些没有买到车 票,通过与司机私下交易,坐上了汽车的人。这种乘客在汽车通过一个检查站前,必须下车,步行过站后再上车继续前行,以逃避验查,这就是说,这些乘客花了钱 (常常是比正式票价还高)还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大后方流行一个民间谚语:“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喇叭一叫,黄鱼乱跳”。有的司机跑定点长途,在两个 端点甚至中途,都有自己的“金屋藏娇”之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曾经有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住在昆明的大学教授,托人情请一个汽车司机把他的夫人带 往重庆。谁知这位夫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舍弃教授夫人的身份,跟了司机,一去不复返,酿成了一幕悲剧。我乘坐的这辆“特约交通车”也并不例外,特殊的是除 了司机之外,还多了个“押车员”,两个人狼狈为奸。本来这是从宝鸡到成都的直达车,一发车就满员。可是自打宝鸡发车后,就走走停停,“黄鱼”不断,弄得车 里拥挤不堪,那个押车员看我是个小孩对我非常蛮横无理,一拨拉把我挤在一边,使我只能半蹲半坐,他却四脚八叉地躺在那里睡大觉。这时有一个带少将领章的军 官看不下去了,捅了他一下,说声:“起来,让这个小朋友坐下!”这个家伙揉揉眼,正待发作,一看是个少将,便软了半截,抬起身来,我才有了真正的座位。乘 客们互相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们绝大部分是军政公教人员,那位少将叫周上,是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高参。他见我沉默不语,便主动向我问这问那, 当他了解我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说我爱国,是一个有志气、勇敢的孩子。此后竟与我形影不离,和我聊天,带我一块溜达,一起吃饭。他没有官架子,和乘客中每 个人都谈得来,又是全车中官阶最高的,无形中成了全车乘客的代表和领头人,那个押车员就老实一点了。有一次他私下悄悄地问我:“周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 路上刚认识的”,他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不过他看到周上特别关照我,便对我也客气起来。

在我从沦陷区逃 出之前,想像大后方一定是充满了同仇敌忾,军民团结,上下齐心的气氛,但越是深入后方,深入社会,就越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前面提到的交通方面的阴暗面就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有一次车停褒姒铺(现今的褒城),周上邀我到一家饭馆吃饭,邻桌一伙人正在划拳喝酒,不知什么缘由,饭馆老板把他们惹恼了,其中 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一抬手把饭桌翻了个底朝天,酒菜全洒在地上,口口声声:“老子在前方抗战……”,老板点头哈腰,一个劲儿陪不是,他却不依不饶,声言要 把老板抓走。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他是汉中公安局局长。周上听了,摇了摇头,站起身来到邻桌去劝解,那位局长一看是一个带少将领章的人,先敬了一个 礼,周给他一张名片,他态度立刻缓和下来。周上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劝那位局长“不要和买卖人一般见识”,一方面叫老板另外给他们备一桌酒席,老 板连声答应,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事后,周上对我说,要不是他在场劝解,那个局长真能把老板抓起来,一桌酒席,破财免灾,也算值得。周久居宦海,处事圆 滑,这样处理,既给局长留下面子,又解了老板的围,在一般国民党军人中,也算是比较难得了。据后来他的一个朋友给我的信中说,周“因与当道意见不合,已弃 官从商了”。

车到绵阳,在涪江之畔我与周上告别,提着小包袱,满怀希望地向我此行的最后目标国立第六中学走去。


1999年首次发表在五柳村

三、 涪 畔 苦 读

(1940.8_1944.10)

国 立六中是在战争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学校,从1939年春建校,到1949年底结束。1937年冬,日本帝国主 义侵华战火燃及齐鲁大地,遍地狼烟,烧杀掳掠,民不聊生。学校已是教者不能教,读者不能读,广大教师、学生,不甘于当亡国奴,为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从 1937年秋开始,纷纷离乡背井,踏上流亡的征途。在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安排下,一些尚未沦陷地区的师生,于1938年春,陆续集结于河南许昌等地,后迁 到河南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组成山东联合中学。不久,日寇不断进逼,抗战失利,许昌等地已临前线,师生、家属3000余人,再次背负行囊,继续徒步跋 涉,向南流亡,1938年四、五月间到达湖北郧阳(今郧县),更名为湖北中学,直辖国民政府教育部,有近30名女生及家属乘船途中在汉江中溺水遇难。 1938年夏,日寇溯长江而上,武汉告急,学校奉命搬迁四川。于是师生再度跋涉西上,沿秦岭,攀巴山,穿剑门,历时数月,历尽艰辛,终于1939年春,分 别抵达四川绵阳、德阳、梓潼、罗江等地,于此,正式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设于绵阳(高中),下设四个分校:一分校在梓潼(师范),二分校在德阳(初 中),三分校在绵阳新店子(初中),四分校在罗江(初中)。学生以山东流亡学生为主,陆续又招进了河南、湖北、山西、东北三省和其他省藉的流亡学生和少数 当地子弟。据原校长葛兰笙回忆,十一年中“该校先后共收容了约五千流亡学生”,高中毕业生1700余人中,“考入大学的约一千四、五百人”(《山东教育史 志资料》,1983年第2期)。学生能够进入这个学校,不仅获得了读书的机会,而且找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像这样的国立中学在大后方大概有20多个。六中 校本部座落于绵阳县城南二、三里处,川陕公路上,涪江之畔;从公路向南有约50米的林荫大道,“国立第六中学”六个大字赫然在目。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除 极少数砖瓦房外,大部是茅草结构,但就其自然条件而论,却是一个很幽静、安适的学习环境,除了邻近公路之外,它的旁侧有一条小溪通过,常年是清澈的潺潺流 水;周围多是园田,四季常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不是生活难乎为继,这里可算是“世外桃源”了。

我 走进学校大门,初时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然而我见到学校负责人时,他却冷若冰霜,草草地看了一下我的介绍信 便说:“这介绍信不顶用,学校不能收你”。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头,我浑身都透凉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根本不理我,还低头办他的事,我说了半天,他好像什么 也没听进去,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才好,后来他干脆下逐客令,把我赶出来了。我怀着满腔热情,千里迢迢,度过重重难关,来到这个大后方的“家”,却 被拒于大门之外。此时,我从西安带来的路费,几乎已全部用光,学校不收留,我到那里落脚?不用说上学,今后生活又咋办?我恍恍惚惚地来到了传达室,委屈、 愤懑、绝望,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放声大哭起来。传达室的老大爷不住地安慰我,哭声也引来许多同学,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后,都很同情我,其中有几位是基督教 徒,他们说:“你先到我们宿舍里住下,再慢慢想办法吧!”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那 时正是暑假,宿舍里有空床,我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可是我几乎已经“弹尽粮绝”了,眼前的生活怎么办?以后又怎么 办?我前思后想,一筹莫展。却有一位同学知道我是山东省利津县人之后,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是绵阳现住着一个宋哲元的秘书叫高子厚,听说也是利津县人,叫我 不妨去求他帮帮忙。高子厚此人,我闻名久矣,他和我同村,算得上是利津县名人。抗战期间,他随宋哲元(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来绵阳寓 居。1940年4月,亦即我到绵阳前三个月,宋病逝,高子厚受托办理丧葬和建造陵园事宜。我自以为和他非亲非故,踌躇再三,觉得别无路可走,也只好“有病 乱投医”了,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一番,其实并没抱多大希望。想不到二、三天之后,他就派了一个人来把我叫了去。

他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颇具长者风度,又像是一个教书先生。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应该叫我表叔”。这个亲戚 关系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经他说明,才知他和我父亲沾上点表兄弟关系,此后我们就叔侄相称了。他当年大概有40多岁,家人还在沦陷区北平,在这里孤身一人, 别无亲眷,见到家乡子弟,似乎格外高兴。时已初秋,他知道我还没有棉衣时,便立刻带我上街,订做了一套棉服,并给我一些钱,暂作生活费用,后来又亲自带我 去见学校负责人,这次却毫不犹豫地把我收留了。1940年9月间,六中校本部把我分配到绵阳新店子(永兴镇)六中三分校(后改名为二分校),经插班考试, 进了初中二年级。此后一年间,每逢假日,我常到高子厚那里去,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虽然他常鼓历我“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本是封建士大夫的“读书做 官”思想,但从一个侧面也激发了我的奋发向上精神。他写的一手好字,宋哲元陵园的一个墓碑就是他写的。他曾亲自督导我临帖,可惜我对此兴趣不大,几十年没 有什么长进。奇怪的是,他虽然是国民党营垒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僚,却没有官僚架子,而且嘱咐我要埋头读书,不要参加政治。1946年夏,他当时在河北省唐 山银行当经理,在报纸上公布的北京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又通过在天津的利津同乡找到了我,在中断联系六年之后,我们又相见了。解放后,他在 人民银行工作,经过历次运动,我们彼此都经受着种种考验,互不了解。前几年才从家乡获知,他早已过世,因他追随宋哲元参加过抗战,文革后落实政策为“抗日 功臣”。

进入国立六中读书是我一生中第三个重大转折。从1940年9月到1944年10月共四年的时 间里,前两年是在三分 校读初中,后两年是在校本部读高中。新店子位于绵阳以西约15公里,是一座小镇,只有一条东西向的街,街道两旁是一些典型的南方小木房或阁楼。六中三分校 地处一个小巷中的一座庙堂南华宫里,所有神像都集中在正殿上,这个正殿也就是学生的饭厅,每次吃饭都可望见牛鬼蛇神那些狰狞的面孔,虎视眈眈地望着这群面 黄饥瘦、破衣褴衫的孩子们,令人不舒服。据说女生宿舍里还有一尊大菩萨,床就在菩萨脚下。正殿外有一株栖满乌鸦的大白果树,每天黄昏时,乌鸦归巢的呱呱 声,更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这些后来都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除少数当地学生外,师生都住校,宿舍和教室都挤在一个窄小的院子里。这里气候虽然没有 北方那样的严冬,但冬天仍较阴冷,晚上不想钻被窝,早上又不想出被窝,绝大部分同学冬天也只能光脚穿草鞋,最多再加一双袜子,常常冷得直跺脚或小跑步。学 校里不备热水,不论春夏秋冬,洗脸、刷牙、洗头、洗脚、洗衣服,全在学校后面的小河里。冬天,河面上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把冰敲开,伸下手去,刺骨地疼;夏 天,到小河里洗澡之前,先把脱下的衣服洗好,铺晒在草地上或沙滩上,澡洗完了,衣服也晒干了。洗衣服从来不用肥皂,而是用皂荚一种皂荚树所结的果实;刷牙 没有牙粉,更买不起牙膏,而是用盐。开水每天只能有一、二茶缸,再就是吃饭时喝米汤。卫生条件极差,跳蚤、 虱子、臭虫应有尽有,更不用说夏天苍蝇在碗里和你抢饭吃,蚊子在自由自在地吸你的血了。为了节省草鞋,大家都自制木拖鞋,用木板粗粗地锯成鞋底的样子,钉 上一条皮子就成了,上课时像日本人穿木屐子走路,一片呱哒呱哒声。最令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像的,同学踢足球时都是打赤脚,所以当六中足球队和当地学校赛足 球时,只要看脚,就知道是那方的队员了。

沦陷区同学都是靠贷金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刚到校时,抗战 时期唯一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封锁,学生生 活极其困难,每天只能吃上两顿“光可照人”的稀粥,蔬菜很少,十人一大碗盐水煮萝卜或牛皮菜,看不到一点油星。1942年我升入高中后,稍稍改善了一点, 每天可以吃上一顿有着长尾巴稗子的红色糙米饭了,稗子吃在肚子里很难消化,但这样的米饭也不能管饱,饭量大的人,吃饭得讲究战略战术:战略上要争取多吃, 战术上第一碗要少一些,速战速决,再去盛第二碗,这一碗得高高的,称作“航空碗”,两次总共吃了一碗半。有人不谙此道,第一碗盛得满满的,待他吃完这碗 后,饭桶里已净光了,所以他比别人要少吃半碗。大家吃不饱,就常常在饭厅里敲饭桶或饭碗以示抗议,叮叮当当,活脱脱地是一组锅碗瓢盆交响曲,不过不是欢乐 的而是愤怒的交响曲。有的同学饿极了,便趁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以练跑步为幌子,到农民的田里偷拔萝卜或挖红薯回来吃。这事我从来没有干过,觉得古人还有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骨气,岂能自辱斯文?况且离饿死还远着哩!但是每天上、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我总感到两眼发黑,心里发慌。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加以 缺医少药,学生发病率极高,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种种病患一齐袭来,呻吟床第者比比皆是,特别是肺结核在那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学生及教职员工因 患此病及痢疾等病致死者不乏其人,只校本部就有20多人,埋葬于绵阳西郊,学校附近的西山观的荒山野岭上,大家沉痛地称这片坟地为“国立六中第五分校”。 这里有西汉杨雄(子云)的遗迹,有一个亭子叫“子云亭”,亭前有一个石砌的水池,据说杨雄曾在里面洗过砚台,人称为“洗墨池”;此外,三国时蜀国诸葛亮的 继承人蒋琬墓也在这里。听说现在那里建成了公园,修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园林亭榭,装扮得十分妖娆,成为旅游胜地了。

六 中学生除了少数当地人和后方有家的以外,绝大多数没有经济来源,在校内除了伙食和课本外,其他花销全靠自己解 决,这就需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孟昭峨和高子厚多次表示要给我以资助,但从我正式入学那天起,便下定决心要自力更生,从来没有主动向他们伸过手。 我学习优异,奖学金是少不了我的,但那几乎是象征性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的办法则是靠业余当家庭教师挣点钱贴补零用。我当家庭教师都是老师们主动帮 我介绍的,初中时是当地姓唐的一个乡绅家,男主人是前清的一个秀才,又是当地哥老会的“舵把子”,老俩口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在六中三分校读初中。从 1940年冬到1942年夏,每当寒暑假我就到他们家里,和这个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按现代术语来说,就是“陪读”。老太太很会做菜,每天吃四顿饭: 早晨早点,晚上消夜,中间两顿正餐,吃的很好,特别是正餐,必定是满满一桌菜。他家三口加上我共四个人在一起吃饭,偏偏老俩口吃定时斋,即每月的某日某日 吃素,一个月下来,能吃荤的日子几乎没有,所以,一桌子美味只有我和他们的孩子吃。我在学校里,清汤寡水,肚子里没有油水,嘴特别馋,到这里后,便大吃特 吃,以致把肠胃吃坏了,老拉肚子,落下了个慢性肠炎。第一个寒假下来,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稍有长进,老头子很高兴,非要我和他的孩子拜把子不可,盛情难 却,只好从命,可这样一来,我就不好意思收他们的酬金了。但一个假期下来,至少可省下在学校的伙食费,一个学期零花也可勉力维持了。到校本部上高中后,又 到一家当过家庭教师,这家男主人是个医生,开一家医院,家里有三四个小孩,从小学一、二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的都有,我是从国语、数学到英语无所不教。我 和孩子们混得也挺好,在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偏巧,这家的大儿子曾和我初中同学。1993年他给我来信说,老医生已经80岁了,还记得我。

我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在那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与同学之间有着 比较强烈的互助友爱、患难与共的精神,有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帮助过我,前面提到过刚到六中时几位陌生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就是一例。初中时,教务主任,我的国 文老师和级任导师王资愚,不仅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而且关心我的生活,在历经沧桑之后,我更加怀念他。遗憾的是,当我在文革后打听到他的情况时,他早已作古 了。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国立六中却培养了良好的学风,以其教学质量和(大学)高升学率在大后方中学中是颇有名气的,这种良好的学风总结起来就是严格(对 学校和教师而言)和勤奋(对学生而言)。六中拥有一批很好的师资,如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李广田、陈翔鹤、方敬、李束丝等,都曾任过初中或高中的教师。这些 教师不仅有很高的学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孜孜以求,言传身教,甘居清贫,献身教育事业。

学校和老 师对学生的衣着没有任何要求,甚至打赤脚上课也不会干涉你,但对于学习上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不用说上课纪 律很严,晚自习也是不能随便的。教师和学生都住校,宿舍和教室几乎是紧挨着,晚自习时,老师们也经常来进行检查,每个人的课外作业都由老师自己进行批改。 考试制度很严格,不仅有小考、月考、期末考,而且还有“抽考”,事先根本不打招乎,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一门课的老师带卷子上讲台就来一次考试。这种考试的 效果非常之好,迫使学生们必须在平常把功课学习好,基础更踏实,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搞“临阵磨枪”。我高中基本上只上了两年,当兵耽误了两年,又没有复习 时间,却在1946年高考中,四报四取,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不能不说与当年在国立六中时打下较好的基础有关。

六 中当时的课本是正中书局出版的,也有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但不少教师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自选自编教材,有 的国文教员就补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唐诗,宋词和楚辞;有的英文教师则自选莎氏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或阿拉伯的名著《天方夜谭》的原本作教材。正式课程并 没有书法,但国文老师常另外辅导练字或组织书法比赛。学校还不时举办讲演比赛、英语讲演比赛、国际时事报告会等,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 学校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导下,同学们的学习自觉性很高,绝大多数学习都很勤奋。流亡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情绪,因 为他们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逼出家门的,国破家亡,如今有了学习的机会,能不备加珍惜?况且不能在学校读书,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吃饭的地方,那敢稍有懈怠?因 此学校中认真读书的风气很浓厚。课本是学校发的,但由于数量不足,迫使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套课本这个年级用后再转交下个年级继续使用。我在高中是12 级,这就是说,课本到我手上时,已经换了12个主人了。课本这样欠缺,文具更谈不上了。由于经济困难,作业用的纸虽然很薄也要两面皆用,而且尽量在沙土上 写字,如英文单词甚至数学题的演算,都可以利用沙土;没有钢笔,便把蘸水笔尖绑在棍上用。晚自习时,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四个人就在一盏桐油或菜油灯下作练 习,这种油灯大概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使用了,在我的中学时代,它竟是最重要的照明器具。灯的油烟特大,味道难闻,第二天清晨洗脸时,鼻孔中都是 黑呼呼的,大家称之为“烟囱”。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和困难的学习条件下,却孕育了良好的学风和浓厚的 读书空气。每天天还没亮,操场上、小河边、野 地里到处是朗朗的读书声;晚饭后,即使在散步,也还有不少人在背诵英文单词或名人诗句。我生性好静,每当假日,也很少到外边去玩。初中时,操场旁小河对岸 的野地,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美丽的黄色油菜花,芬芳袭人,彩蝶纷飞;近处是潺潺流水,仿佛在低声伴唱;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暂时忘却国破 家亡的悲伤。到高中时,除了小河边的花丛之外,又有一个夏日读书的好去处。距学校不远,有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家“临江茶馆”,那里本是社会上三教九流交 际、谈生意的场所,人来人往,熙熙嚷嚷。但在江畔树荫下也散放着一些茶桌、躺椅,供喜欢清静的人们来喝茶、聊天。假日,吃完早饭后,我常常一个人或和一、 二好友,到这里来泡上一碗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喝茶和聊天,而是图个清静,来这里温习功课。头上是林荫蔽日,脚下是茸茸青草,眼前是一带江水, 耳边是鸟语虫鸣;茶座间相隔校远,互不干扰,我们尽可以默演算题,诵读诗文;累了,还可以娓娓而谈,互诉衷曲,甚至可以躺在躺椅上小睡一会。茶馆有一个不 成文规定,你坐下来,不管是泡上一碗茶,还是只喝白开水,隔一会就有鮫侍(即茶房,服务员)来给续水,那怕你从早晨坐到晚上,只要不离开,就不会对你冷 待,花上很少一点钱,就可以坐上大半天,对于穷学生来说,可算是“物美价廉”了。

我并不太笨,但也不 是很聪明。前面说过,我在小学时,由于沉溺于读课外小说,学习成绩很是一般,但到了六中之后, 学习上却产生了一次飞跃,在初、高中共四年的时间里,考试成绩一直稳居全班第一名,这主要是由于刻苦学习的结果。进入六中时,我快到16岁,经过一次艰苦 的长途自我流亡生活之后,我开始懂得了“路是人走来的”,认为像我这样的穷家孩子,只有读好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读过许多小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的封建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促使我走上“苦读寒窗”之路,我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去了。我不喜欢文体活动,在学校时,体育和音乐考试 仅及格而已,兴趣不广泛,生活单调,这是不足为训的。不过,我喜欢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而且从古典文学转到现代文学上来,像巴金的《春》、 《秋》、《家》;茅盾的《子夜》、《腐蚀》;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以及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甚 至外国某作家的《丘吉尔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李宗吾的《厚黑学》都是在这一时期首先读过的。对它们,我依然是如饥似渴,良莠不分,对我的影响正面 的负面的都有,例如左翼作家的作品使我崇尚正义,憎恨邪恶,而《我的奋斗》、《丘吉尔传》之类,却灌输我个人英雄主义。不过,我那时已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 和对事物的分析批判能力,读《厚黑学》时就觉得那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此书的作者李宗吾自号“厚黑教主”,清末民国初人,自称遍检诸子百家,读破二十四 史,得出结论:人要脸皮厚、心黑,不然就不可能成为大奸大雄。我读过一些历史和演义小说,仔细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然而我明白,此翁是反话正说,是辛辣 讽刺旧时政治黑暗和官场弊病的。我生来脸皮薄、心软,活到70岁,“厚黑”也没有学到,但这本书对于我观察社会和识别人,却有一定受益。

国立六中校史可分为早、中、晚三个主要时期;在政治上,早期和晚期进步力量比较活跃,中期则反动势力特别嚣张。

早 期从1938年到1940年,学校中的抗日活动和民主活动都比较活跃。1938年3月,山东省各地流亡学生先后 到达湖北老河口后,展开了抗日宣传工作,例如:在大街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涌进新华书店,争相购买《抗日的八路军》、《论 持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书;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共产党人钱俊瑞、胡绳、进步作家臧克家、姚雪垠等在老河口均县一带进行抗日活 动,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到学校作过讲演或访问,对学生的进步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成都原国立六中校友会编印的《原国立第六中学校友通讯》资料,从1939年 初到1941年初,六中校本部和一、二、三、四分校均存在由三台中共中心县委领导的党支部或特别支部,共有党员近80人;有不少学生先后奔赴延安或通过其 他途径,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重庆的渣滓洞,有的在敌人的刑场上和战场上牺牲了。

晚 期从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到绵阳解放(1949年12月)。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愈来愈 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学校的师生们一样,国立六中的师生们也在觉醒,即便曾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部分教师甚至执行过国 民党反动政策的学校负责人以及三青团员,也站到了进步力量一边,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再次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直到解放。

我 进入六中时,恰恰是她处于政治上最反动的中期(1940年秋1944年冬),我的幼稚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被利 用,在国民党反动宣传和欺骗下,我成了一个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者,虽然对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十分不满,但却以为那都是下边的人干的, 而蒋介石是好的。那时社会上传说,冯玉祥白天打着灯笼到蒋介石那里去,但进入蒋的房间时,把灯熄灭了。别人问其故,他说,现在全中国只有这里才有点光明。 这无疑是国民党编造,利用冯玉祥在群众中的影响给蒋介石脸上贴金的。但这种宣传方法却很高明,既不公然否认社会上的黑暗和政治腐败(因为那是有目共睹,谁 也否认不了的),又给那位“蒋委员长”戴上了“伟大领袖”的光环,骗取人民对他的信任。

1941年 初,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二次反共高潮,学校中风云突变,国民党对六 中的进步力量,公开进行镇压。根据解放后所看到的史料,从1940年特别是从1941年初起,学校中的反动分子勾结地方上的特务分子,伙同军警秘密(有时 是公开的)逮捕进步师生的事情时有发生。据原六中教务主任后任校长的王晓纶和教师崔力明回忆:从校本部及各分校捕去的学生约五、六十人,教师二人,而“失 踪”或被迫离校逃亡者,不知多少;当时被捕,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被杀害的就有四位学生据绵阳市政协编《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一辑和第五辑。

虽 然这样的政治环境对我负面的思想影响很深,然而我毕竟出身于贫寒之家,对政治的腐败和社会上的黑暗有一种本能的 憎恨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不同渠道,又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现实的不满。总体上说,国立六中学校当局是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的,但在抗日 救国的大前提下,也不乏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例,校本部图书馆里经过“消毒”后,也还有一些“漏网”的有进步思想的国内外名著,例如巴金的《春》、 《秋》、《家》,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曹禺的《日出》,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等。学校里还经常演出一些宣传抗日和带有一定进步思想的话剧,如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夏衍(?)的《重庆屋檐 下》等 。这些对于我的思想都有正面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些作品并没有明确地直指国民党反动政权,也可能由于六中是一个流亡学校这一特殊性质,学校当局竟然允许它 们存在和演出。当然,反动宣传的作品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以及特务话剧如《野玫瑰》、《兰蝴蝶》等等,我也是读过或看过的。

当 时,在学校中既没有条件听广播,学生们自己也没有力量订阅报纸。对国内外时事的了解,主要是从学校的“读报栏” 那里获得的。在我到六中以前,学生们还能够从外地收到一些进步报刊如《新华日报》、《全民抗战》、《解放》、《七月》、《文艺阵地》等等,并在同学中传 阅,但从1941年后,国民党加强了文化封锁,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官办报刊如《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民办报纸《大公报》了,而我最喜欢读的就是《大公 报》。

当时的《大公报》是一家自我标榜“不偏不倚”实则是一家“中间偏右”的报纸,她对于国民党政府是 “小骂大帮忙”。 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立了 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疯狂的文化围剿和严密的新闻封锁下, 《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的小骂,比起《中央日报》那类一个腔调唱赞歌的官办报纸还略胜一筹,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我就是热心的读者中的一个。例如在国外新闻 报导方面,我最喜欢读肖乾的《伦敦通讯》,国内方面我最喜欢看它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平的通讯、社论。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事件报导,一次是1941年关于孔二小 姐飞机运狗,另一次是1942年关于河南灾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飞机从香港把孔 祥熙的二小姐的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女佣运到重庆,而把大批 文化人(其中就包括《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丢在香港不管,引起民愤。《大公报》借题发挥,于当年12月22日发表了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揭露 了国民党政治腐败的种种弊端:“此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和洋狗,而多少应该内 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公款买了一所公馆……。”

1942 年,河南省大旱灾,饿死几百万人,活现一片人间地狱,而国民党政府还在向河南人民勒逼征粮。同时在战时的 首都重庆,通货膨张,物价飞涨,市场惶惶,抢购成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大后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 载了该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通讯,揭露了河南人民灾难的惨况。该报又于2月2日发表了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说:“昨天本报登载一篇 《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均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 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尸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得到赈济委员 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 读。……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子纳粮,卖了田纳粮。……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 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读,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社评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 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其实,社评描 述的灾情,不足实情的百一,但也足以摧人泪下了。当时河南人民深恶痛绝的“水”、“旱”、“蝗”、 “汤”四大害,前三者是天灾,后者则是人祸,“汤”就是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他指挥的部队,在1944年日寇大举进攻面前,溃不成 军,人们讥讽他的部队逃跑时,“两条腿”比日本鬼子的“四个轮子”(汽车)还跑得快。我还学会从报纸上的字里行间去分析、了解事实的真相,例如报纸上说: “国军背进……”,实际是说国民党军队向后撤退了,因为他们是背向前进的。

除了报纸,我还可以直接通 过不同渠道去观察和了解社会。校本部和三分校均在公路旁并接农村,都有不少茶馆。茶馆中 人来人往,三教九流,虽然都贴有“闲谈莫论国事”的警语,但只要留意,仍可听到许多报纸上看不到的社会新闻。此外,还可以从当地同学的口中,了解到许多学 校里看不到的事情。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触目皆是。仅以兵役为例,“抽壮丁”、 “卖壮丁”、“抓壮丁”成了非常具 有时代特征的名词。国民党政府当时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该去当兵,这叫“抽壮丁”。但有钱有势的人家勾结保 甲长,在“抽签”上做了手脚,因此,中签的多是穷苦老百姓,有钱的人家万一被抽中了,也可以花钱买一个人来顶替,这个顶替的人叫做“卖壮丁”,以至有些兵 痞专门以卖壮丁为职业。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吏大多吃空额,有饷无兵,交不了差就到处去抓人,这叫“抓壮丁”。听说学生也有被抓的,因此,有一个时期,同学们 都不敢孤身一人在校外行走。国民党军队实行的是封建军阀和法西斯的管理制度,把士兵当做牛马或机器,因此逃兵很多,为了防止逃兵,国民党对新兵采取了和对 犯人一样的管理办法。我多次在公路上亲眼看到,一个连队的徒手新兵,三路纵队行进,用三条绳子拴着每人的一条胳膊,从排头一直拴到排尾,两旁则有武装士兵 押送。国民党军队克扣军饷,士兵吃不饱,大多面黄肌瘦,这样的士兵上前线,其战斗力可想而知了。国民党标榜儒家学说,常在机关或学校大门两旁挂有对联牌 匾,上联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下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民群众中的政治笑话中却去掉了每联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和“孝悌忠信 礼义廉”,上联说的是“忘八”,下联则讽剌是“无耻”。在我记忆中,六中校本部大门口,好像也挂有这么一副对联,我看了总联想到这则政治笑话而觉得十分好 笑。

在国立六中的四年学生生活,着实令我难忘,由于那艰苦的生活环境,锻练了我能够吃苦耐劳,自强自 立和给我这个穷家 孩子以难得的学习机会,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六中的教育工作者,为培育学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情实难忘,功不可没。即便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战火中从 沦陷区抢救出了大批师生,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教育,在这一方面,也应予以肯定的。

也 许正是由于六中是一个战时的特殊学 校,教职员和学生大多是从沦陷区来的,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所以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亲密的。这些老师大多已作古,我对他们寄予深切 的怀念。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王资愚老师,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嵌印在我的记忆中;许多同学可能还健在,我祝他(她)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1999年首次发表在五柳村

 

四、投笔从戎到“逃兵”

(1940.10_1946.5)

1944 年秋末冬初,高中三年级开始不久,我投笔从戎,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第四个重要转折。从那时到1946年 5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中,我不仅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转变,而且在性格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在思想上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爱国主义者,不满国民党政府 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却看不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特别是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并且反对共产党;性格上则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与人相处,多以忍让为先。在当兵 一年半的过程中,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但对共产党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不过是半斤八两,两党斗争不过是权 力之争,思想上倾向于中间路线;在性格上我变得比较外向,容易激动,与人相处则显得有些锋芒毕露,但讲求哥们义气。不论从那方面来看,前后判若两人。我自 己也说不清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我想可能是由事实教育和军队环境影响的结果。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发展的一年,是希特勒匪帮在苏联红军和盟军进攻下迫近灭亡的一年,同时却是国内 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新进攻下再次大溃败的一年。日寇在当年4月中旬,发动了对于正面战场的进攻,由于蒋介石一贯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 策的结果,国民党军队腐败透顶,在敌人的进攻下,望风溃逃。从4月中旬到10月间,敌人迅速占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直抵贵州独 山,逼近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口,后方人民人心惶惶,特别是对时事敏感的学生,受到极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在国外的缅甸战场上,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0 月,开始向侵缅日军反攻,至1944年8月,我军在美英空军和后勤支援下,英勇奋战,取得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缅北重镇密支那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正在南 下向八莫和腊戍挺进。由于战斗极其激烈,伤亡较大,急需从国内补充兵员,以保证缅甸战场的最后胜利,打通国际交通线中缅公路,从而支援国内战场。在这样的 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国民党发起了青年从军运动,随后蒋介石又提出了“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组建了九个师又两个团的青年军。我从军时略 早于青年军的建立,又是在国外作战,和一直在国内的青年军有所不同,但仍属于同一次“青年从军运动”中的产物。

这 种搜罗兵员的办法,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蒋介石为什么要挖空心思费这一番大力呢?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青年 军高级职务的黄维在《关于青年军的回忆》一文中说: “首先是在兵败之时,用这一手来表示其决不投降,借以迷惑全国人民,镇定大后方的人心。其次是因为蒋军在日军的进攻下,兵员的损失和消耗极大,急需得到补 充。当时由于反动统治和兵役机关的腐败以及尽打败仗,人民群众不愿应征送死;而另一方面兵役机关和保甲乱抓壮丁,绳牵索绑,虐待多端,新兵在征集过程中, 或死或逃,情况严重,因果相循,不但兵员枯竭,而且民怨沸腾。……再次是因为蒋管区有觉悟的人日益背弃蒋介石,倾向共产党,特别是知识青年,纷纷潜赴延安 和解放区参加抗战和革命。蒋介石认为知识青年的向背对其影响很大,曾采取种种明的或暗的措施,破坏青年对共产党的信仰,并阻挠其投奔延安和解放区。把广大 知识青年吸引到军营中来,以军营为知识青年的囚笼,进而欺骗和毒害这些知识青年,将其变为反共反人民的爪牙,这被蒋介石看作是争取青年的最好方法。” (《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当时,我当然不了解也没有想过这样深层次的问题,只是凭一腔爱国热情而已。但在报名之前,也曾犹豫过 几天的时 间,不是怕死,而是因为我当时学习上很顺手,深得老师的喜爱,我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有的老师私下也表示不赞成我去当兵。然而国难当头,烽火遍燃 神州,我自己也没有理由和没有心绪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于是便毅然加入了志原从军的行列。

报 名后,由师管区先进行身体检查,百分之百地合格!当时我就看得出检查完全是形式,一个年纪不过15岁,比我更 矮、更瘦弱的小同学也被判“合格”了。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吏吃空额,壮丁名额不足,学生自愿“送上门来”,正好弥补亏空,自然是多多益善的。一 年多以后,有一位六中同学从广州开小差回到六中,才知道从军学生本来是有一笔安家费的,但因流亡学生没有家属办领,这笔钱全叫国民党军政官员侵吞了。

不 久,这批从军学生被送到成都一个营地,等待飞往印度。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向印度输送新兵的军事单位,大概他们已经 “轻车熟路”,知道怎样对付这群年青、热情而幼稚的学生们了。他们煞有其事地造花名册,登记每个人的志愿和家庭住处,一个劲儿宣传到印度去怎么怎么好,可 以按每个人的志愿去学这学那。又过了些日子,命令下来,大家步行到成都西南约百里左右的新津机场空运印度。离开营地前,官长说,到印度后,身上所有的东西 都要烧毁,什么日常用品都会发,命令大家把所有个人物品都留下,交由团部保管,叫家属来取。大家原来穿的是棉军装,腰里扎一根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这时也 被命令把皮带、绑腿全取下来交公,甚至把拴裤子的皮带也交了,只好临时找一条麻绳来代替。我身上并无贵重物品,仅有几件旧衣服,一支自来水笔,都留下了, 我没有家属,也根本没有打算再要回来。有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学,连手表也留下了。但到了印度之后,才发现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消毒,所有衣服是全部 烧掉了,但手表、自来水笔之类的个人物品,是准许个人保留的。从军青年大都是流亡学生或成都以外的四川人,所留衣物,谁家还去认领? 这样,这个营地的官儿们,每送走一批人,便发一笔财,积少成多,几批下来,贪污的财物也就相当可观了。

队 伍深夜到达机场,飞机还不到起飞的时间,送兵的军官回去了,队伍实际上没有指挥官。成都附近的冬天,虽然没有北 方那样风雪严寒,但深夜之中,寒气袭人,穿着棉军装,仍然冷得瑟瑟发抖,大家便三三两两地,东一堆,西一堆,分散在飞机的机身下,席地坐待天明。第二天早 上,来了一位机场的军官,根本不按建制,而是大排队,报数后每够一个数目上一架飞机,飞往印度汀江。

这 条当时被称为“驼峰航线”的国际空中通道,在开辟之初时,是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高黎贡 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直至我国的四川。航线全长约800余公里,山高均在4500至5000米上下,最高处海拔达7000米,峡 谷深涧,山峰起伏连绵,有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试航结果,美军飞机损失惨重,在确认无法征服世界屋脊后,美军另辟蹊径,重新开辟了一条航线: 西起印度阿姆斯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飞行1小时,再折向东方,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怒山,横断山,然后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 山到达昆明和成都。“驼峰航线”是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切断中国与盟军的最后通道中缅公路之后,被迫开辟的空中通道。从印度运到中国的是军用物资,从 中国运往印度的则是兵员。担任航运任务的全是美国空军。由于航线上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美国空军损失惨重,据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美国空军在“驼 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不言而喻,中国军人的牺牲也是很大的,我在印度时,就听说过装满士兵的整架飞 机失踪的事。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这是一架美国C-45或C-47大型军用运输机,通舱,没有 座位,飞行时抖动得很利 害,在机舱中,常常是既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地,只见两旁都是山,有时我感到它几乎要和山撞上了。从新津机场登机时,大家是穿着棉衣的,在飞机上也一直比较 冷,但飞机在汀江机场降落,一出机舱,热浪就扑面而来,在乘卡车前往招待所的途中,头顶上骄阳似火,棉衣内大汗淋漓。啊!这就是我儿时在《西游记》中看到 的“西天”佛地,想起此时我的家乡,正是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呢。我和大家一样,从喜玛拉雅山那边的祖国来,现在脚踏到异国的土地上,一扫飞行途中的疲惫, 满怀激情和浪漫情调,正式加入到了中国驻印军的行列,渴望着走上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

中国驻印军是一 支什么样的部队,她在抗日战争中起过什么作用呢?《远征印缅抗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前言中说:“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珍珠港事件,国际上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变得更加径渭分明。从此,英美两国 和中国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汇合在一起。中国远征军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组成并派赴缅甸作 战的。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成的,随即深入缅 甸与日本侵略军作 战。一九四二年三月,远征军在缅南同古遭日军重兵围攻,激战十二昼夜始突围北撤。此后连战皆败,至八月初分头撤至印度和滇西集结,整个缅甸及怒江以西的部 分国土遂落入敌手。此次战役,远征军损失惨重。特别是在撤退途中,山高林密,蚊蚋成群,给养困难,疫病丛生,部队大量减员,由出征时的十万兵员,减到最后 的四万人左右,在撤退中损失人数竟大大超过作战中伤亡人数。远征军之所以遭此惨败,是由于指挥系统紊乱无能和盟国之间彼此观望不前所造成的。

“自 缅甸撤到印度的远征军,陆续向兰姆伽集中,接受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同时成立了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总 指挥部,以代替开始时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以后又陆续补充一部分中国军队空运至印度参加训练,全部美械装备,先后成立了新一军和新六军。一 九四三年春,中美工兵部队自印入缅修筑中印公路。十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侵缅日军实行反攻。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中国驻印军终于赢得了胡康河谷 战斗、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战役的巨大胜利,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

“从缅甸撤到滇西的远征 军,经过整顿,补充和训练,于一九四三年四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下辖第十一、 第二十两个集团军和直属第八军,并得到了美械装备。一九四四年五月,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反攻,激战八个月,连克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重要城市,于一九 四五年一月下旬与中国驻印军在畹町会师。“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克服了征途的险阻和日军的顽抗,终于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这一胜利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解 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国援华物资的封锁,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从而减轻了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次胜利是由于中国远征军以充沛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正义而战,始终保持着 旺盛士气和坚强斗志的结果。他们常常处 于泥泞崎岖的境地,强攻工事坚固的敌阵,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荣誉。当然, 这次胜利也是同中国人民、印缅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以及盟国的物资援助分不开的。在远征部队反攻之前,盟国之间虽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在共同对 敌的作战布署和指挥方面,在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方面,特别是在空军的协同作战方面,已经作了长时间的准备,这无疑是取得这次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 们到达汀江的时候,我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上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攻克了缅北重镇密支那,正乘胜南下,向八莫和蜡 戍方向前进,士气高昂,全胜在望,我们这批学生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又唯恐还没赶上打仗,战争就结束,因此请战心切,纷纷要求立刻上战场。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却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从一个文弱书生到能够打仗的士兵,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从新 津机场登机那一时刻起,我们这些人就似乎失掉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像一些什么物件一样,被人随手扔来扔去,此 后发生的一切,愈加增强了我这种感觉。到了汀江,又是重新登记,这证明在国内所进行的一切登记和调查全是作样子。一天,传下话来,说是要分配了。大草坪上 排满了许多卡车,熟悉的同学们便自然而然地同向一辆汽车上挤。这时,有个当官的喊:“都是去一个地方,哪辆车都行,别往一辆车上挤!”我信以为真,随便爬 上了一辆车,一看,几乎全是新面孔。汽车开动,我心里咯登一下“不好!”原来汽车是分别驶向几个不同的方向,我们又受骗上当了。后来,大家议论,这是部队 故意这么干的,以防同一个学校的学生过于集中,容易闹事。虽然如此,由于国立六中从军的学生很多,我被分配到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时,发现仍然有不少要好的 同学都到了这里,虽然不是“久旱逢甘雨”,却算得上是“他乡遇故知”,可略慰人意了。又是登记造册,至此,我才算是真正上了“户口”,此前就像是16世纪 被贩卖到美洲为奴的非洲黑人一样,失掉了姓名和人格。不管怎样,这次总算“定”了“位”,而且,新一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缅甸战场上战功赫赫,我为成为 这支部队的一名战士而感到光荣和激奋,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军人生活而抱有许多浪漫色彩和幻想。新一军的主力是新三十八师,它的前身则是国民党财政部的税警 总团。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曾是税警总团团长,新三十八师师长,他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入普渡大学,专攻机械工程,不久弃文就武,入美国弗吉 尼亚军校。国民党军队中派系林立,除了有“中央军”和“地方军”之分外,在“中央军”中也还有“黄埔系”和“非黄埔系”之别,孙立人属于后者。但他既毕业 于美国军校,早年又是美国买办宋子文的属下,因此他和美国方面关系密切。听人讲,新一军特别是38师的各级军官,大部分是孙立人自己培养起来的,此说确否 暂且不论,但他很重视培养部队中的基层干部,我是亲眼目睹的。他亲兼教导总队队长,并经常到总队去讲话,每期学生毕业时,他都逐一进行个别谈话。汀江分配 不久,教导总队奉命开赴刚刚被我军攻克的密支那。行军路线从汀江到列多,然后进入缅甸,经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基本上沿我军大反攻的路线,经10余日到达 密支那。沿路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当时虽值旱季,但也时有滂沱大雨,道路泥泞;夜晚露宿林丛中,两人合用两顶两用雨衣,一作帐蓬,一铺地上,蚂蟥,蚊蚋令 人防不胜防,又怕毒蛇前来袭击。森林中猴子很多,而且胆子忒大,公然到小帐蓬里抢罐头和饼干吃。一路很辛苦,但毕竟是在胜利中前进,大家情绪很高涨。

密 支那是缅北的行政中心和战略要地,与我国滇西重镇腾冲只有高黎贡山一山之隔,原本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城市,经过战 火摧毁,已经是断壁残垣了。教导总队营房座落在城东侧伊洛瓦底江畔的森林里,我们初到那里时,除了少数前站人员的帐蓬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到达第二天,就 开始了修建营房的劳动。在林空地带开辟出各队的营区,木料、竹子就地取材,用它们搭起房架和床铺,上面盖上油布,周围用油布围起半人高,几天之内,营房就 建造起来了,时间大概是1944年底。

教导总队的日常工作由一个总队附负责,下辖一个学员队,一个通 讯队,六个学生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连,设队长,下 有3_4个区队,区队长相当于排长;区队有三个步兵班,一个迫击炮班,我当时是迫击炮班二炮手。学员军衔是上士,是培养排级干部的,学生军衔是下士,是培 养当班长的,我当时在学生六队。除伙食外,下士的月饷是印度币16个卢比12安,只够买牙刷、牙膏和肥皂,当时一个少校的薪饷每月360个卢比。伙食还算 可以,只是蔬菜很少,副食主要是罐头,这已比国内士兵的生活好多了。当官的伙食比士兵好得多,克扣士兵供给的现象,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国民党军队逊色。正式 训练开始,刚到缅甸时的激情很快就消失了,没有多久,大家的情绪就一落千丈。训练是艰苦的,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于法西斯军阀作风,简直使人受不了,官 兵(包括班长与士兵)的关系十分紧张。孙立人虽出身于号称民主国家美国的军校,却一点民主气息也没有,带兵方式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阀,至少普通士兵是这样 看法。在教导总队,上至总队附,下到班长,绝大部分是孙立人的老部下,都毫无例外地以打、骂、罚(跪、站)为训练士兵的主要手段。他们大事宣扬德国的法西 斯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中心是把士兵看做是战争的机器,而不是有思维和有思想的人。

全队100多学 兵中,没有挨过打的人几乎绝无仅有,更不用说罚站、罚跪、罚举枪、罚跑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 词”,在这里,真理永远在当官的一边。有一次我低头走路,突然和队长打个照面,一时没反应过来,敬礼晚了,他劈头就打了我几个耳光。班长甚至区队长多是大 老粗,他们好像从骨子里就对知识分子有反感,动不动就拿这些人的某些不足和缺点来讽刺、挖苦,“鸡蛋里挑骨头”,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对待志愿从 军的学生尚且如此,对那些被“拉壮丁”来的农民士兵,更可想而知了。

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不忘,这就是 队长要枪毙所谓“逃兵”事件。有一个小同学不过十五、六岁,走失了几天没有回队, 姓陈的队长在队列前大发雷霆,说是这个同学开小差了,声言:“抓回来,不枪毙他,我就不姓陈”。谁知过了几天,这个同学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出外迷了路,叫 宪兵抓去,弄清情况后,把他放了。显而易见,他说的是真话,一个小孩子,人生地不熟,如开小差又能到那里去?如真的是开小差,干嘛自己又跑回来?可是姓陈 的队长,大话在先,自以为下不了台,一口咬定这个同学是开小差的,非枪毙他不可。他命令值星官紧急集合队伍,“逃兵”被五花大绑着,后面跟着几个拿军用铁 锹和草席的班长。队伍缓缓地向伊洛瓦底江岸边沙滩走去,在那里,将对这个“逃兵”执行死刑。大江就在营房陡崖的下面流过,平日我们到那里去洗澡,最多十分 钟就走到了,可这次队伍却似乎像是送葬一样,移动极其缓慢,几乎走了半个多小时,大家心情十分沉重,谁也不说话。我瞥了一眼被绑在队伍前面的那个小同学, 他几乎要瘫了,有人架着他实际上是拖着他走。队伍在江畔停下,队长用手枪点着那个小同学说:“你有什么话要留下,快说吧!”小同学脸上刷白,一下子就瘫软 在地上了。这时不知是谁带了个头,又好像是队副示意,忽啦一声,全队除了当官的和班长们行立正敬礼外,全都跪下了。我几乎没加任何考虑也跪在了地上,眼前 情景使我联想起从军以来特别是到密支那后的遭遇,悲从中来,禁不住眼泪刷刷直流,队伍骤起一阵抽泣声,也许是同病相怜,更确切一点说是“兔死狐悲,物伤其 类”吧!

结局是戏剧性的,队长看到这个局面,装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连连摆手,直跺脚,叫嚷着: “你们这是干什么?”过 了一会,他叹了口气,把手枪插在枪套里,仍然气呼呼地对那个小同学说:“看在大家的面子上,饶你一次。”过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演的是一出什么戏?无非 是杀鸡给猴子看!而且可能是故弄玄虚。从常识来讲,一个小小的连级军官,又不是在战场上,是没有权力枪毙人的,他是在吓唬这些单纯、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 在这一点上,队附他们和他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队副这些人和大家给他个台阶,姓陈的骑虎难下,未必不会孤注一掷下毒手,在视士兵生命 如草芥的军队里,他还可以继续当他的官。

这件事对我和大家刺激太深,队伍回营房后长时间地沉闷,以致 没有人再去议论这事,以免引起内心的伤痛。我的心尤其 久久不能平静,不知是什么力量竟使我有勇气写了一篇文章,以记实的手法,客观地写了那天伊洛瓦底江畔令人心碎的一幕情景,刊登在指导员支持、几个大学生主 办的壁报上。这个指导员也是一个志愿从军的大学生,毕业于前期的学员队,军衔只是上士,比队长的上尉军衔低多了。国民党军队中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之间的矛 盾由来已久,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加上政工人员一般比同级指挥官的军衔要低,而且没有实权,在部队中总是被瞧不起,称之为“卖狗皮膏药的”。我们这个 队的指导员比较能和同学们接近,他支持编出的壁报吸引了一部分人,我是其积极写稿者之一。我写的那篇稿子能够登出来,一是说明他对枪毙“逃兵”那件事也不 以为然,并借此以表示对队长的不满;二是文章本身只是“叙事”,丝毫没有涉及事情的是与非,登出来应该说没有犯忌讳。谁知这也触动了队长的敏感的神经,他 把我叫了去,大加训斥,说什么这是扰乱军心,威胁说,谁要和他作对,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他说这话时,队副和指导员也都在场,他们却都若无其事,默不作 声。我心里明白,队长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他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指导员甚至队副他们的,这两个人平常对我尚好,他们不表态,也就是间接地对我予以保护, 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种封建、法西斯式军阀管理下,有的人不堪忍受精神上的虐待和人格上的侮辱,便 寻机开了小差。据传有六、七个人 携带武器,穿过原始森林,翻过高黎贡山,逃回国内;也有传说,他们已失踪。实际上,在国外开小差十分困难,多半是从这个部队逃到那个部队而已,而且“天下 乌鸦一般黑”,当兵的跑到哪里都不会有好下场。我的一个在另一队的六中同学,开小差到了另一个部队,当了伙夫,最后也因患黑热病死了。可怜他当初慷慨激 昂,投笔从戒,未能牺牲在抗日战场,却无谓的抛尸异国他乡。

绵羊在被宰杀时,还要挣扎一下,从军学生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还是有起来反抗的。通讯队一个班长,是个老兵油 子,平素对学兵们极其残暴,民愤很大,大家相约要教训他一下。一天晚上,先有人拉了电闸,营房一片漆黑,大家一哄而上,把这个家伙按倒在地上,打得嗷嗷直 叫。这下可捅了漏子,孙立人下令严办。由于黑暗中看不出是那些人动的手,便集合队伍查问。那天晚上动手的人很多,不少是六中同学,其中一位是山东人,以山 东汉子的敢作敢为和哥们义气,首先挺身而出,接着又有二十几位同学出来承担打人的责任,于是“军法从事”,把他们按在地上各打了几十军棍,然后关禁闭。由 于禁闭室小,平时一次最多关一、二人,这次人多容不下,便把他们一齐关到了大操场礼台的后台里。我得知消息后,抽空去看望他们,门口有武装岗哨,都是从军 学生,打个招呼就进去了。本想是去安慰他们几句的,却见他们正嘻嘻哈哈地围坐在地铺上打扑克,旁边堆了许多罐头、烟、糖果。原来

他 们被打军棍,关禁闭之后,同学们都将他们看作是英雄,佩服他们有骨气、讲义气,纷纷带慰问品前来看望他们,门口 警卫反而替他们放风,同学们来了,一律放进,官长来了,还没走近,打个暗号,里边的人们便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装出“闭门思过”的样子。他们被禁闭了一个 多星期,既不下操,又不受气,还有人来聊天,送好东西吃,倒是真的不想出来了。

从军学生“造反”的 事,并非“只此一家”,还有比这次事件更叫军事当局头痛的。差不多与此同时,驻印军辎重汽车某 团的从军学生缴了团附的手枪,并且关了他的禁闭。这个团主要是从军的大学生,从西南联大来的很多,他们不仅“人多势众”而且也带来了西南联大的民主传统和 造反精神,号称“民主团”。团长倒还好,团副却是一派军阀作风,民愤很大,因而发生了上面所讲的事。此事正好发生在他们调回国内的前夕,到昆明后,这些人 都开小差回到了学校。这是当年参与其事的几位北大同学抗战胜利后亲口对我说的。

国民党军队中十分恶劣的官兵关系,是由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样,也不可能有和谐的军民关系。从军前,我对此已有所闻,从军后,从自己亲自参与的几次微不足道的事件中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约 在1945年初,我军攻克八莫后不久,教导总队奉命跟进八莫,旋即又返回密支那。可是当我们回到原驻营房时,却 发现原来的营房设施已荡然无存,当官的说是被当地的华侨小学偷拆走了。当天只好露营。第二天晚上,忽然紧急集合,说是进行夜间教育,可又命令除少数人带枪 外,其他人均徒手。队伍被带到华侨新村口外的小学校,路口都布置了武装警戒,严禁出入。我看到学校旁边堆了很多木料、竹子。值星官说,这就是我们营房的材 料,命令大家扛回去,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我百思不得其解,觉得既是华侨小学偷拆来的,去交涉一下要回来就得了,干嘛偷偷摸摸地干啊?在回队的路上, 我悄悄地问班长这倒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部队去八莫前,以为不会再回来了,队长他们把营房的所有木料、竹子全卖给华侨小学了,发了一笔财。谁知上边又命令 返回密支那,营房没了,他对上、下都不好交代,又不能公开向人家要,只好偷回来,华侨小学抓不住把柄,也不敢上告,只能是哑子吃黄连。

类 似的事,我在1945年回国后,又亲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广西南宁,部队烧饭需要木柴。队长命令全队人员上山 去找,限定每人至少要交多少多少,又说,根据上级指示,只能捡枯枝死树,不准砍伐活树。到山上一看,地上那有现成的枯树?只有一棵棵未成材的小树。班长 说:“砍!”于是一大片幼林只剩下了一截截短短的树干。我问班长:“队长不是说不准砍树吗?”他说:“不砍树,拿什么回去交差?他是明知故说,你把树扛回 去,他装做没看见,如果叫人家告了,上面查问,他可以往下推,就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后,新一军接收广州,教导总队驻中山大学。刚到时,宿 舍里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要在水泥地上搭铺,队长命令到校园里搜寻可以搭铺的材料,而且定时、定额,同时又交待:不准破坏中山大学的校舍。这时我已能够 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潜台词,他已经把“完成任务”的方式给点出来了。果然,班长带领我们这一班人进入了中山大学的礼堂,那里已拥进了不少教导总队的人,有的 在撬门窗,有的在拆讲台,班长灵机一动,指着脚下的地板,说了声:“就是它!”劈劈啪啪,不一会功夫,一地很漂亮的地板就千疮百孔了。我们满载而归,看到 别的班扛回来的什么门板呀,窗架呀,桌面呀,球篮板呀,布告牌呀,甚至洗澡间的隔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队长看在眼里,一声不吭。经过这次洗劫,中山大 学校舍被严重地破坏,据说学校曾反映到军部,但无下文。

如果说军营生活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精神压抑下度 过的话,八莫战场之行却使我受到锻练。前面讲过,1945年初,教导 总队曾去过八莫,去时乘车,回来步行,单程150余公里,每天行军速度只有20公里左右,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间。每个人的装备全部自己携带,身穿军便 服,头戴钢盔,背包内装了毛毯、蚊帐及其它衣物,交义斜挎水壶、干粮袋。我是迫击炮兵,肩上炮架估计10公斤多,子弹盒中还有几十发子弹,全部负重大约有 六、七十斤。缅甸的旱季,天气十分炎热,头顶上骄阳似火,脚底下砂石灼人,一路口干舌燥,汗流夹背;一天只有一军用水壶的水可润润喉,原始森林中溪沟中的 水多有毒,不能喝,每天行军时晕倒路旁或掉队者不乏其人。夜行军时,天气虽较凉爽,但倦意很浓,有时简直是似睡非睡,只是下意识地紧跟着前面的人走,我真 想就地躺下睡一会,可这绝对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在原始森林中行军时,毒蛇、蚂蟥和无处不在的蚊、蚋都可致你于死地。此外,缅甸老百姓基于对英国殖民主义者 的痛恨,连带对中国军队怀有敌意,我军掉队士兵多有被其杀害者。单程行军约一周,每天总有一部分人被收容队收留,我虽体弱,且患肠炎,却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 次行军对我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虽然在一些老兵(例如我的班长)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在八莫军事训练的一项最重 要的内容就是参观战场。八莫接近我云南边境,是敌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此地得失,关系缅北及滇西全局。敌在密支那失败,即集中残余部队加强了八莫的防御 设备,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每条街巷都有坚固工事。当我新编第三十八师首次攻击时,即发现敌人阵地坚固,火力猛烈,就吸取密支那的教训,决定用陆空协同, 步炮协同,并以战车掩护,逐点作歼灭之攻击。激战一月,整个八莫的敌军阵地,几乎全为我炮火及飞机轰炸所粉碎。敌顽强抵抗,大部被我歼灭,残敌向南坎逃 窜。在追击战中,敌曾作凶猛的反扑,也都被我军击败。八莫攻坚战是极其激烈的。

我们是在八莫之战胜利 结束后不久到战场上参观的,但见一切建筑均成一片废墟,碉堡工事残迹依稀可见,敌人的尸体还 没有完全清理。由于地雷尚未清除,队伍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成一路纵队小心地前进。在一处小高地上,攻占八莫的一个主力团团长,讲述战斗的情况,他在说到 敌人的顽抗时,曾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战斗结束,清理碉堡内敌尸时,发现碉堡门是反锁的,敌军士兵是用铁链锁在一起的。据原新一军参谋长史说回忆:“八莫主 阵地已被我突破,日军感到解围无望,把所有重伤兵近千人,生沉于西南的伊洛瓦底江中,而以残部于夜间沿江滩向南突围。突围日军大部被击毙在江滩上,仅百余 人散窜到八莫以南山地。

”《远征印缅抗战》,347页日寇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都挽救不了 它覆灭的命运。午饭是在一个被破坏了 的原英国飞机工厂里吃的。整个厂房只剩了弯弯曲曲的铁架子,散放着毁坏不堪的机器。我们正蹲在地上吃饭的当儿,忽然几声巨响,震得我嗡嗡耳鸣,弹片乱飞, 撞击得铁架子劈啪直响。我下意识地把饭盒扔掉,卧倒在地上。原来有几个学兵看着一台机器好玩,摆弄了一下,谁料里面暗藏了地雷,爆炸了。此处距我只有10 来米,爆炸过后,只见地上有三、四具尸体,头、四肢都被炸飞了,只有一些半截身子,被炸、烧得血淋淋、黑糊糊的,惨不忍睹。

枯 燥的军营生活中,也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趣事。首先我最感兴趣的是实弹射击。像许多少年儿童们一样,我小时候最喜 欢的玩具,莫过于自己做的“手枪”了。在军营里打靶,可是真枪实弹的。在靶场上,我打过步枪、冲锋枪、枪榴弹、60迫击炮、82迫击炮、轻机枪、重机枪和 火箭筒,投掷手榴弹,这些在现代已经落后了的武器,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步兵中,也算是比较先进了。但是我的射击成绩平平,只有一次步枪50米卧姿有依托, 三枪打了32环,是我最好的成绩,我感到很高兴。

到伊洛瓦底江去洗澡,也是一种乐趣。伊江就在我们营 房东侧流过,河宽不到1公里,水流十分平缓,浅滩处,水仅及 膝,且多为细砂底,很适于洗澡。缅甸气候十分炎热,每日下午,总要列队去洗一次澡,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自由”的,二、三好友边洗边聊天,也可聊解郁 闷。有时缅甸白族姑娘驾小舟在江中荡舟或洗澡,我们中有些调皮的小伙子,便向她们游去,和姑娘们开玩笑,白族姑娘很大方,裸着上身洗澡,也不避讳外人。

夜 间站岗本来是一件苦差事,我却感到颇有一番情趣。站在伊洛瓦底江畔,脚下是哗啦哗啦的江水,两岸丛林中是不绝于 耳的猿啼。我读过李白的诗《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对“猿声啼不住”总觉得不能理解;猴子的叫 声为什么称“啼”,而且还“不住”呢?认为不过是文学的夸张之词,就和“白发三千丈”那样。到了缅甸,才知此言非虚也。我开始值夜岗,着实有些害怕,丛林 中稍有一点声响,便疑是蛇或其他什么动物袭来,已足够吓人的了,猴子的叫声真像是在哭,而且此起彼伏,彻夜不止,尤其令人发毛。因手中有枪,却也壮胆,久 而久之,倒觉得一个人站在江边,耳边听不到长官的呵斥,却有那么多大自然的声响在演奏着奇特的乐章,还是颇有诗意的。

读 读国内给“前方将士”写来的慰问信,也是军营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国内也来过几次慰问团,却十分令士兵们讨厌。有 一次天主教大主教于斌带了一个慰劳团到教导总队进行慰劳活动。那一天,骄阳当头,队伍排列在大操场上,于斌由一些军官们陪同,出现在有顶棚的观礼台上。此 人我在国内闻名久矣,原以为大主教是一个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的长者,却原来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胖子,肥头大耳,满面油光,胸前挂着十字架。他讲了很长时间的 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头晕脑胀,汗流夹背,心里直祷告:“上帝呀!快叫他闭嘴吧!”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也不相信上帝,但此刻我宁原上帝显灵,赶快 把这个大胖子打发回家去,免得他在那里唠叨个没完,叫我们晒太阳。他的话说完了,总队副又上去对于斌他们感谢一番,他们的话都说完了,我们也就被“慰劳” 完了,也没见到什么慰问品。事后大家对“慰劳”二字,作了符合实际的解释:“慰”是慰劳团的先生们对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颂扬一番,“劳”是让士兵们在太 阳爆晒之下辛苦一番,“慰劳”则是部队长官大摆筵席请慰劳团的先生们大吃大喝一番。

相比之下,国内写 来的慰问信,虽说没有给士兵们带来任何经济实惠,却多少有一点精神上的鼓历和支持,使他们觉得国 内的人还没有忘记他们。写信的人大多是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内容五花八门,颇有异趣,有的看来是女孩子写的,不免引起一些小伙子想入非非,相互开玩笑,更 多地是表现了孩子们的天真。有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驻印军将士们!你们在冰天雪地之中……”,读信的人刚读到这里,便禁不住笑起来了。这个小朋 友不知是从那篇文章抄下来的,可我们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被太阳晒得要流油呢!

1945年1月,新一军继 续攻击前进,将逐次抵抗的敌人先后肃清,并攻下了南坎。接着驻印军与远征军于1月27日 会师于中缅边境我国一侧的畹町。三月间,新一军继续攻占腊戍及其以南以西地区,四月调回密支那休整,六月起先后空运回国,集中广西南宁,准备向广州湾日军 进攻。教导总队随后从密支那乘机经云南陆良机场,也空运到南宁。8月10日,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军营中也一改那种严 肃、枯燥的气氛,大家欢欣鼓舞,纵情歌唱。抗战胜利了,根据从军时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大家都相信不久就可以复员,我也可以和我已别离6年的家人团聚了。怀 着这一热切的希望,于1945年9月间,随军进驻广州。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久,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青年军全部复员,而原驻印军的从军学生却不 在其内,这引起了这些学生的强烈不满。原来,国民党要打内战,已开始将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两支在印缅战场上立有赫赫战功的部队,海运秦皇岛,大举进攻东北解 放区。广大从军学生不愿做国民党打内战的炮灰,在开往东北的前后,纷纷寻机开小差,我也有此打算,只是在广州时人地两生,只好待机行事。1945年年底, 我在干部教导总队受训期满,被分配在总队政训室工作。刚去时,政训室共有9人;中校主任1人中尉指导员1人,上士(张某)1人,下士5人及传令兵1人,我 的职衔是“额外下士”。令人不可思义的是,我报到不久,那位中校就不辞而别了,再过几天,中尉也开了小差,总队副暴跳如雷,也无可奈何,政训室成了一个有 兵无官的部门,上士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领导”。

又过了几天,有两个下士也跑了,他们在广州都有去处。 政训室的士兵编制在总队部的杂务士兵排,这个排包括文书、司 务长、伙夫、号兵和传令兵等,由一个少尉副官管理,但他除了早、晚集合点名之外,根本不管政训室的事,也没有其他人来过问。政训室里除去一个传令兵外,其 他都是从军学生,教导总队的先后同学,到了一块很快就混熟了,加上那个上士是个老好人,年龄比我们几个下士大些,大家在一块很和谐,又没有当官的,很自 由。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我在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室工作,大概有点“那个”,其实简直没有什么“政治工作”可做。平常主要是收发信件、报纸,总队集会时有 一个人领唱,到少年队(18岁以下的从军学生)去上文化课,我则还有一个任务,是当孙立人军长或郭立总队副在大会上讲话时作记录。由于无事可做,日常行动 又比较自由,所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到广州市内去看看,到新一军各部队走走,去看望一些老同学。抗战胜利后的广州,灯红洒绿,是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天下,新 一军的军官们也是趁机就捞。在密支那,我的区队长也姓胡,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不像队长那样残暴,也不像班长们那样粗野,和我关系较好,回国后调到部队当 连副,他曾说我是一个文人,不是个当兵的材料;又说,以后如有困难,可去找他。到广州后,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看他,原来他是和一个浓装艳抹、花枝招展的女 人住在一起,房子很漂亮,看样子他是“接收”了这所房子,稍带着把房子的女主人也“接收”过来了。那时候,接收“敌产”成风,有些汉奸被捕,他的老婆为找 靠山,就将房子连同自己的肉体,一齐“献”给了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他请我们到饭馆吃广东菜,出手大方,很明显,他是发了一笔“接收”财了,一个小小的连副 尚且如此,那些达官贵人们,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这次去找他,本来是想请他帮助我开小差的,看到这种情 况,话到口头,又咽回去了。当时,广州市还不时看到一些日 本俘虏,他们和六年前我看到的那些“皇军”截然不同了。以前,他们是那么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这时却只是默默地低头扫马路、干杂活,他们不仅被解除了武 装,而且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的,和当时新一军士兵的美式装备形成鲜明的对比。看到这种情况,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不知是上面有规定,还是形势 所迫,当时,日军俘虏路遇中国士兵时,要向后者敬礼。有一次我独自一人从驻地去市内,在市郊公路上正碰上三、四个日俘迎面而来,他们肩上扛着劳动工具,个 头都比我高大,我环雇四周,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禁心里有些紧张,可还得装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眼睛盯着他们,照直向他们走去。说真的,不用说他们不给我 敬礼,我也无可奈何,就是双方打起来,准是我吃亏。走着走着,当我们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他们却齐刷刷地向我行了军礼。我还了礼,高兴极了。六年前,当 我在沦陷区时,有时被迫不得不对日本鬼子鞠躬,现在倒了个儿,轮到他们向一个普通中国士兵敬礼了。

几 个人在政训室里闲得无聊,曾在重庆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的胡某,提议办一个通讯刊物,主要是报导教导总队的活动和各 部队的教导总队毕业生的情况,活跃一下从军学生的生活。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出乎意料,也得到总队副郭立的支持,他并且提出和书写了刊名为《力行周 刊》。郭立是半大老粗,但他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他取“力行”为刊名,就是师法蒋介石的哲学理论力行哲学。郭立未必懂得所谓“力行哲学”的涵意,但他以此 来标榜自己忠实于“领袖”,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份却是昭然若揭了。刊物由胡某和我负责编辑,第一期的社论《怎样当班长》是由我执笔写的,其内容主要是说,一 个班长不应该以打、骂为主要方法来带兵。当时写这一篇文章的背景是:教导总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到连队当班长,有的把自己受到的那套野蛮带兵方法带到部队 去,而对这种方法,他们曾是极其厌恶和反对的。第一期刊出后,反映甚好,不仅在部队的教导总队毕业同学纷纷来信来稿,而且有些正在总队受训的学生也表示, 社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由于这篇社论的矛头只是对着班长比列兵只大丁点儿的士兵,而且还报导了教导总队一些活动,刊出了总队副郭立的讲话,郭本人也很高 兴,特别关照要向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发送。显而易见,他这是为了宣传自己,捞政治资本的。第二期又出刊了,没遇到什么麻烦。大概是第三期,我执笔写了一篇社 论《我们也是青年军》,大意是说,政府已明令青年军可以退伍了,而我们也是志愿从军的,且比青年军入伍更早,在缅甸抗日战场上作过战,更有资格复员……。 写出后,大家看了齐声说好,准受同学欢迎。我们毕竟年轻幼稚,只图“一吐为快”,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是涉及国民党政府决策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一 期刊出的第二天,郭立就把我们全叫了去,气呼呼的,瞪着眼,拍桌子大叫:“这社论是谁写的?”,开始,谁都不吭声,我心想:坏了。他接着说:“这是煽动军 心,简直是共产党的言论!”我简直倒霉透了,怎么一说真话就就往共产党那里拉?其实此时我虽然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是没有好感的。张上士在郭立眼里 是一个守规距的人,比较受到信任,他说:“是大家讨论的,由胡维兴执笔,我定稿。”郭立的态度缓和下来,唉了一声:“你们别给我惹麻烦,如果叫军长看到 了,可怎么得了!”闹了半天,他主要是怕“上面”怪罪下来。事后也没听说“上面”追查,其实也许“上面”根本就没有人看这份区区油印小报,不过是郭立自作 多情罢了。此前,我们的稿子从来没人审查,社论事件发生后,郭立规定,每期稿件必须先送他亲自审查,从此,我们也就没有写稿的自由了。正在这个当口,一位 在部队当班长的同学寄来了一首诗。这位老兄颇有些诗人倜傥不拘的气质,这可不是军营里所能容忍的,因而不仅在教导总队时挨打、受骂,而且下部队后还挨过一 次军棍,我见到他时,走路还一拐一拐的。诗是直接指向军长孙立人的,详细内容不记得了,但有两句是该诗的核心,至今还记得:“我们有铁的意志,但没有铁的 屁股”。这两句诗有其渊源。我们在受训期间,有一次孙立人到总队讲话,他大讲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受训时,如何“模范”地遵守纪律,“绝对”服从长官,甚 至高年级同学无端打骂他,他也挨打不变色,挨骂不怨人,这样才能锻炼出一个军人的坚强性格,说:“你们应该有铁的意志”云云。他的讲话深受官长和班长们的 欢迎,却引起广大从军学生的不满,那位同学的诗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可是自从社论事件发生之后,我再也没有胆量刊登这样直言无讳的稿件了,即使想采用,也 无法通过郭立那一关的。我亲自找到那位同学,解释了不能采用的苦衷。我和他本来是比较要好的,可这位老兄性子太急,一点不给面子,他说:“我原以为你是一 个汉子,却是一个胆小鬼”。从此,他和我断绝了来往,绝交了。凭心而论,他说的一点也不错。从此以后,《力行周报》虽然照常出,但已是官样文章,半死不活 了。

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驻广州期间,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夜。中山大学已复员回到广州,教导总 队占驻了他们的部 分教室和宿舍,与学生们上课和住宿的地方相邻,我到政训室后,有时到他们教室楼去溜达,和中山大学学生们相遇,彼此相安无事。那时他们在校园小湖边的林荫 道上,开辟了一个壁报、大字报园地,在那里,我看到了在报纸上和军营中不曾看到、听到的新闻和言论,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

1945 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学生死四人,伤数十人,消息传到中山大学,校 园里立刻贴满了声讨反动派,声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的标语、壁报和大字报,并且组织罢课游行。游行那天,我们几个人正好乘卡车到市内办事,车子驶经学生队 伍时,学生们冲着我们呼喊反对内战的口号,并将传单撒到车上。我们虽然对当时的学生运动并不理解,但内战损害了本身的利益,以至不能复员回家,因而对学生 们的行动,抱有一定的同情,至少并无对立情绪。根据总队部事先规定的纪律:不准和学生接触,不准接受传单,也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大家都默不做声,表面上似 乎无动于衷,有的人却悄悄地把传单塞到口袋里,回来后,大家争相传阅,议论纷纷,觉得学生们的话还是有些道理。

事 后,我听说游行队伍和新一军的人发生了冲突,这事我是从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那里听到的,他是国立六中从军学生邱 某的亲戚,那位同学从教导总队开小差后,就藏在教授的家里。教授宿舍在校园里的一处山丘上,和我们营房其实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只是由于宿舍均为小别墅 式散掩于小山上的树丛之中,十分僻静,住进个把生人,不易为人发觉。我经常到那里去看望那位同学,告诉他部队里的一些消息。据教授讲,那天的游行,他也参 加了,由于他有腿疾,行动不便,是骑着马参加游行的,目标明显,叫新一军的士兵打了。事后,孙立人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先是派人向他道歉,后来却又放出风声 说他是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

如果说从军时,我对蒋介石还有盲目祟拜,对国民党政府还存在一些幻想的 话,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动摇 了。在广州期间,我曾经读过两本外国“反战”小说,一本名为《西线无战事》,说的是前线士兵厌战的故事;另一本的书名忘记了,大概叫什么《凯旋》或《复 员》之类吧,描述了士兵们从前线回来后失意和愤懑的心情。我特别记得后一书中,记述了前线复员回来的士兵,疲惫不堪,甚至伤残,流落街头,生活无着,而那 些大腹便便的巨商富贾、达官贵人,却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反观当时的广州,何其相似乃尔?这使我想起了从报名从军那天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今 天,无不是在受欺骗、被侮辱和损害之中。从生活实践中,我认识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腐朽和残酷,虽然对共产党仍然很不了解,但在所经历或见闻的一些事件中, 凡我觉得是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国民党却总是把它们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彷徨在十字街头,然而有一点 是明确的:我是为抗日而从军的,如今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打内战,我就“恕不奉陪”了。”

1945年 冬,国民党反动派坚持要独占全东北,“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 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山海关、锦州。”《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四卷,1179页。运去的主力部队就是在缅甸立有赫赫战功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在新一 军进入东北后不久,教导总队奉命跟进,于1946年初,从广州徒步行军,经深圳到九龙,那时深圳只不过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渔村,而九龙也并不比当时的广州繁 华。当部队跨过界桥向九龙前进的时候,我突然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这是到中国的领土还是到英国的殖民地?从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香港以 来,已经100多年了,我们这支在抗日战争中胜利的部队不是去收复香港,而是和自己中国人去争夺东北,这岂不是民族的悲剧?而作为中国的军队,到香港后还 要受到英国人的诸多限制,简直是中国军人的耻辱。到九龙后,听说有中国士兵和英军发生冲突之事,我们奉命少外出。

原 驻印军官兵早已领教了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者的贪婪、狡猾和自大,同时也看透了他们的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打心眼里 是看不起他们的。中国印缅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成立的中英军事同盟和《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织的。但是英国基于她的殖民地的利益,始终害怕印 度、缅甸落在中国的手里,或中国支持印缅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所以它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 缅;及仰光告急,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进入;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只是利用中国军队掩 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日寇决战,以保护我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但英军战斗力极差,在日寇进攻面前,往往是不战而溃,我军多次为其解围, 掩护他们撤退,而英军却常常过河拆桥,毫无信义,因而为我广大官兵所不齿。1942年三、四月间,正当我军一个师在英勇抵抗日寇猛烈进攻之际,侧翼在仁安 羌油田一带的英军不仅不予以支援,反而放弃了所有阵地,炸毁仁安羌油田,狼狈夺路逃走,他们虽有武装齐全的7000多人,又有坦克大炮,竟不敢对占据大桥 挡住去路的日军发动进攻,反而掉头后退,涌进附近几个林落和油田建筑物中,想等待援军来救,旋即被赶到的日军主力团团围住。英缅军总司令亚力山大向我军求 援,我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孙立人(时任三十八师师长)调兵遣将,自率主力乘汽车急驰,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激战一昼夜,敌被击溃,我军攻克 仁安羌,歼敌3000余人,敌弃尸1200多具。当时救出英缅军官兵7000余人,马千余匹,各种车辆300多辆,并救出被日军俘去的英军、美国教士、新 闻记者共500余人。仁安羌大捷使英军绝处逢生,创缅甸保卫战中一大胜利,轰动英伦三岛,一扫英国人对中国军队的偏见和轻视心理,我军则感到扬眉吐气。英 军指挥官向孙立人和三十八师一再道谢。但是,他们刚刚脱险,就忘恩负义,丢下三十八师,连招呼也不打,独自向北撤退,脱离了战场,而我三十八师则成为英军 的后卫,掩护其退却,至此,抗击日军十万多人,保卫缅甸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中国远征军身上了。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远征印缅抗日,第一阶段战事失利后,三十八 师向缅印边境撤退。当部队撤入印度境界后,英军对我军行动之迅速,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歧视,深恐中国军队鼓励和参与当时由甘地领导的印 度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又慑于我军勇敢善战,不易为其控制,以印度总督蒙巴顿为首的一些人,居然不顾中英两国订有军事同盟,要求我军向他们缴械。关于 这一事件,孙立人有一次到教导总队给从军学生讲话时,曾谈到了其中一些情况。他说:部队进入印度英法尔后,虽然十分疲惫,但为保持我军的荣誉,先整顿了服 装、军容,然后才队伍整齐、精神抖擞地进入驻地,听说英军有将我军缴械的消息,便下令作战斗准备。英方慑于我军的军威,未敢轻举妄动。

孙 立人说,老实讲,英国军队实在不堪一击,如果他们真来缴械,我可以立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相信这绝不是大话。尽 管孙立人后来在内战战场上,手上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最后成了败军之将,,但在缅甸抗日战场上,他却是个胜利的将军,并且在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面 前,捍卫了中国人民、中国军人的尊严。

真是冤家路窄,新一军又在这个本属中国现在却悬挂“米”字旗的地 方和英国佬相遇了。不过这次和在印度缅甸时不一 样,那时是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人打日本侵略者,而这次却是英国人帮助国民党军队运兵去打中国人了。我怀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从九龙登上了美军的登陆艇。登 艇前,全体士兵被命令都交出了武器,由美军封存在货舱里。我猜想这可能是为了防止武装士兵哗变。

在海 上航行的一个多星期中,我的心里一直不平静。我在想像,舰艇正在沿着我国海岸向东北山海关、秦皇岛方向航行。 在我离开家乡六年之后,现在我是和她越来越近了。虽然登陆艇常常颠簸得很利害,我几乎要呕吐,但仍然时不时地往甲板上跑。我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蔚兰色的海 水,时时扬起白色的浪花,风平浪静时,舰艇似乎在海上静止不动,海天一色,一望无际,有时远处隐隐约约的,似乎是海岸浮影,我想那也许是我家乡的海滨吧! 然而我却与亲人咫尺天涯,相见无期,未能在抗日战场上为祖国拼杀,却被迫走向内战的深渊。沧海茫茫,前途未卜,在海上开小差是绝无可能的,到东北以后再说 吧。

秦皇岛登陆后,住一夜,即乘火车继续北上,坐的是货车,又是夜间行车,黑洞洞,闷腾腾,只听得车 轮滚滚,却辨不清 东西南北。那时,为阻止国民党运兵,我解放区军民经常破坏铁路,翻车、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大家都担心运气不佳,“撞在刀口”上,所幸一路平安无事,在沈阳 以南的大黑山停留十余日,沈阳被新一军侵占后,开进沈阳。

劫后的沈阳,满目疮痕,遗尸可见。新一军军 部驻在北陵,干部教导总队就在军部附近,远处炮声,时有所闻,我意识 到,很快就要到前线了。时间已很紧迫,便立刻着手开小差的准备,但直到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命令,第二天一早向铁岭、开源开进时,仍是有些措手不及。开源 已是前线,到那里再想逃跑,就很困难了。此前我已和在总队部当文书的一位六中的同学李某相约,寻机一同逃到天津去投奔各自的亲戚,情况紧急,当晚行动,由 他搞几张盖有关防的空白公文信笺,我则到学生队找一些当班长的老同学借点路费。

要特别说一下杨绍文, 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是六中校友,从军后和我被分配在一个队,我俩成为知交。他为人憨厚 耿直,因而吃了不少苦头。我开小差后不久,他也逃了出来,考进了东北大学,1948年随大批东北学生到了北京,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参军,参加了抗 美援朝,转业后在太原工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失掉了联系,之后,我多方打听,终不知其下落。1986年,我到山西中条山进行工作,住垣曲,想起他原 藉就是垣曲人,便通过县委组织部进行查询,终于在党员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却落户在一个小镇。我喜出望外,立刻和镇委电话联系,不料却被告知,此人因患 癌症已故去多年了,我悲痛万分,怅然如有所失。他在朝鲜作战时,已是营级干部,却最终落魄于一个偏僻的乡村,他性格倔强,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 头。他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交之一。每当我想到几十年前的那天晚上,他为我筹措路费,千叮咛、万嘱咐,依依送别的情景,总不禁凄然,而且经常在梦中相见 也只有在梦中才能相见了。

以上关于杨绍文的这段是1994年上半年写成的,在我最后修改定稿的时候, 却发生了出人意料和戏剧性的变化。我在 刚刚收到的《国立六中校友通讯录(续)》中竟然看到了杨绍文的名字和他在山西太原的地址,我惊喜万分,试投一信,果然是他。原来文化大革命中,他确实回到 过垣曲县老家,但不是同善镇,而是古城,当然更不曾死。世间竟有如此巧合的事,同名、同姓、同县,而且都是党员。

第 二天大早,总队部人员分别往火车站运行李,我和李某雇了一辆马车,把全部行李带上,在前往车站的路上,叫车老板 拐了弯,把我们直接送到青年军207师的军需处,这是我们计划中第一个落脚点,这里的一个军需官是我们一个同学的哥哥,早就联系好了的,对外说是访友,因 是军事单位,不怕新一军派人来抓捕。我从教导总队逃出时,已和政训室的人们全打了招呼,得到他们的掩护。后来得知,部队到达宿营地时,才发现我不在,再想 抓捕,为时已晚了。

过了一、二天,打听到新一军已全部离开沈阳,我们才敢上街。事先,那位军需官朋友 忠告:千万别换便衣,越神气越安 全,越摆架子越没人敢管,来到街上,证实此言非虚。满街多是军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特别是那些军装整齐的军官们,不但老百姓唯恐躲闪不及,就是国民党 的宪兵也装做视而不见,相反,对于老百姓和那些衣衫不整的散兵游勇,却盘查甚严。新一军的全套美式军装,官兵又没有军衔标志,走在路上,谁也弄不清你是兵 还是官。世界上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我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欺压老百姓的作风,一向疾之甚甚,可在这一时刻,却不得不利用这一身“老虎皮”来保护自己。军人 乘车是不买票的,我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带着新一军绣有“鹰”标志的臂章,提着行李袋,大模大样地从“军人入站口”进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进入二等车 厢。车厢里几乎全是军人,一路之上从来没有人来查票,我却一直忐忑不安,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我深知此行非同小可,稍有不慎,露出马脚,后果不堪设想。火车 在山海关站停留时间较长,见有几名戴有“纠察”红袖标的武装士兵走来,在车窗外站台上索要车厢内军人的证件进行检查,我一看,要坏事,再看我那位同伴,脸 已煞白。我脑子里急速地在思索着,如何应付这危险的局面,可表面上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忽然脑子闪出一个念头,我发现这几个士兵只在站台上,却不肯进 到车厢里来。我明白了,他们是此地部队防区的人,不是随车的,只要火车一开,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于是我决定采取拖延战术。俗话说急中生智,此前我还是真没 有想到如何度过这样的难关的。也不过在这一闪念之间,士兵们已走到窗前,敲敲窗子,示意要我们拿出证件,我慢腾腾地站起来,打开窗子,又磨磨蹭蹭地从口袋 里取出了“证件”,递了过去。我表面镇静,心里却急剧地翻腾,并观察他们的动静,注意到他们检查其他军人的证件时一般只看一眼便交还了,可对我们的证件却 翻来复去地查看,我心里咯噔一下紧了起来。原来在沈阳时,那位军需官朋友就看过我们的“证件”。他有经验,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他说,我们这个证件是先盖章 后写字,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果然,那几个士兵悄声嘀咕了几句,便不客气地对我们说:“请你们下车跟我们走一趟”,并随手把我们的“证件”塞到了口袋里。 我一看,心里倒乐了。他们以为先扣下这个东西,就不怕我们不下车,其实,像这样的空白证件,我们身上还有六、七张呢!我倒镇静多了,大大方方地问:“为什 么?”,他们说我们的证件有问题,显然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们了。我明白,此时和他们硬抗,绝没有好处,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甚多,各部队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 围,互相拆台,互相挖墙角的事,时有发生,别说我们拿的是假证件,就是真的,他们要想找麻烦,还真是没辙。我向我那位同伴递了个眼色,像请示一样:“李副 官,你看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走一趟,耽误了我们的公事,要他们负责。”副官的称呼是我们商量好的,为了装得更神气一些,他装为副官,我则是他的勤务兵;他仪 表堂堂,满像个当官的样子,我身材矮小,当他的“勤务兵”,倒也般配。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哼”了一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看着我吃力地、慢腾腾地从 行李架上往下拿行李,还没等我把行李拿下来,发车铃响,汽笛长鸣,火车呼哧呼哧地开走了,害得那几个士兵跟着列车跑了一段路,冲着我们骂骂咧咧的。我开心 极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探出窗外,向他们招招手:“再见!”回头看我那位同伴,脸上冒了汗。我们有惊无险,平安到达天津,结束了我的军人生活。这是 1946年5月间的事。

前面曾经说过,一年半的当兵生活,极 大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性格,虽然失去了一段宝贵的时光,但对于我的思想成长来说,却打下了一个感性认识的基础,在性格上也锻炼得比较外向和坚强一些。如果 说我一生中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甚至错误而应该深刻反省的话,我对于从军这段历史,却从来没有觉得有自责之处,尽管当时十分幼稚和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 色彩,但其动机却是出于抗日救国,同时一旦发现后来的内战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时,便毅然和它脱离了关系。然而在解放后至1985年9月长达35年多的时间 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却背上了一个参加过“反动军队”的历史包袱,每当我在履历表中填上这一栏时,内心中隐隐作痛,有一种难言的委屈情绪。1985年 9月2日《人民日报》在《学点革命史》栏目中,发表了署名文章《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一文,实际是为曾在缅甸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广大官兵,特别是为长 眠在缅北丛林中的10万中华儿女平反,也为我平了反,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五、 北大民主摇篮

(1946.5_1950.9)

逃到天津后,在表哥孟昭峨的帮助下,在天津市卫生工程处找了个临时雇员的差事,白天抄抄写写,晚上准备功课考大学。

国 立六中虽然发给了我高中毕业文凭,但我毕竟只读了两年,又当兵荒废了两年,靠工余时间补习功课,也只有二、三个 月,这些对我考学都是非常不利的。好在我在六中时学习的基础好,报考的北京大学(司法组)、燕京大学(新闻系)、山东大学(水产系)和朝阳学院(司法组) 等四所院校都被录取了,我当然是选择了北大。然而我对法律专业并无兴趣,报考司法组也只是由于它和师范是当时仅有的两个能够享受公费的专业,而我如果没有 公费是绝对上不起大学的。在这一期间,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从军学生,从东北开小差到天津的先后有二、三十人之多,他们多是先后在我那里落脚,白天溜大街,晚 上就住在我的办公室里,大家哥们义气,有饭同吃,有钱同花。后来他们大都去了北平,有人伪造了一批退伍证明书,也送给我一张,凭着这一张证明,不论学习什 么专业,都可以享受全公费待遇,因此,我转到了相对比较有兴趣的地质系。

1946年9月,我终于迈进 了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之门。我能成为一个大学生,这事对我和我家庭来说,真是非同小 可。我全家人中,父亲是半文盲,母亲和姐姐们都是文盲,全家省吃俭用,供我小学毕业,可并没有能力让我念完初中,至于上大学,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如果我的 一生还有可以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有花家里一分钱,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而在我以前,在我们村中,包括那些有钱人家在内,还没有一个大 学生。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自我奋斗,机遇的因素也是有的。然而,机遇往往转瞬即逝,只有勤奋,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这里,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成 功者,在我一生中,也有许多失败之处,之所以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抓住机遇和不够勤奋。机遇也可以说是条件,条件分有利的和不利的,然而,甚至不利条件也 可以变为有利而成为一种机遇,关键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进入北京大学,是我一生中第五个重要转折。此 前,我虽然早已接触社会,但所见所闻所受,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封建的、 国民党正统的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思想上还是比较保守。北京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环境,特别是它的民主气氛和造反精神,使我大开眼界。她继承了 抗战前北大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光荣传统,和清华大学等院校一起,给古都北平带来了勃勃生机。

记得我 入学后看到的第一出话剧叫《凯旋》,大意是说,一个国民党士兵在抗战胜利后,怀着凯旋的喜悦和与家人团聚的 希望,随部队来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他被迫充当了国民党打内战的小卒,在一次“剿共”的战斗中,他亲手打死了一个年轻的农民,待他与妻子相见后,才知那个青 年正是他亲生的儿子。妻子疯了,这个士兵在绝望之下,用自己的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出话剧激起我内心的层层波澜,我和那个士兵的心是相通的。戏的剧情 并不复杂,演技也属一般,但它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本质,反映了抗战胜利后人民的苦难和广大国民党士兵的愿望,给我上了革命启蒙的第一课。

促 使我觉醒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1946年底的“抗暴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实 行殖民地政策和内战、独裁政策,激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美军在中国的暴行层出不穷,据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 11月,美军暴行发生3800起,中国人死伤3000多人。”(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613_614页,1991,北京大学出版 社)。我在天津时,就知道美军在今解放桥(当时叫中正桥,旧称法国桥)将中国工人扔进海河的事;在北平就有美军枪击辅仁大学学生的事;我也曾在北平东华门 街上亲眼看到两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追赶并用酒瓶敲打中国市民的事;等等,等等。

1946年12月24 日晚,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小树林被两个美国兵(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叫皮尔逊)强 奸。26日一早在北大校园(沙滩红楼)内外贴出许多揭露、抗议的大字报;同天,北平几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广大同学异常气愤,决定罢课。与此同时,我在 学校西大门,也看到了一张大学报,说什么沈祟是共产党派来引诱美军制造事端云云。很明显,这是国民党特务贴的,却是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同学们的愤 慨,我也气愤极了。当自己的同胞姐妹被外国兵欺凌侮辱的时候,不仅不表示同情和愤懑,反而向她身上泼脏水,除了表现出他们无耻和奴才嘴脸之外,还能说明什 么呢?12月29日晚,特务闯进北大学生代表会议会场破坏捣乱,更加激起公愤,许多同学要求抗议游行。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大、清华、燕京、师大、 中法等校学生5000多人,于12月30日在北大广场集合,进行了全市性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这是北平市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学生运动, 也是抗战胜利后北平市的首次大游行。当时,我虽然对美军暴行无比愤慨,但对于用罢课、游行示威这样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还不习惯和认 识,所以游行开始时,我仍然和一部分同学呆在教室里温习功课。然而我的心一直很不平静,眼睛盯着书本,而想像的翅膀却已随着游行队伍在翱翔,仿佛外面有一 种巨大的力量在吸引着我,仿佛有一种正义的呼声在向我召唤,我再也坐不下去了,于是冲出教室,在东安市场附近赶上了游行的队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示威游行,一旦汇入了群众的洪流,便受到激励和鼓舞,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队伍经过军调部(即中共、国民党、美国三方为执行停战协定而组成的军事 调处执行部)所在地协和医院时,“抗议美军暴行”,“严惩美军暴徒”,“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中英语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群众情绪达到了高 潮。游行队伍行经东单时,一辆标有“MP”(宪兵)的美军吉普从后面开来,立刻被学生们拦住,向车里的美国兵呼口号,撒传单,车身贴满了标语,美军一脸尴 尬,默不做声,车子只好缓缓而行,而他们平常在街上却是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令路人侧目的。队伍在东单广场小树林举行了抗议声讨大会,这里正是美国兵施暴 的地方,群众情绪又一次达到高潮。这次抗暴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从1946年12月31日到1947年1月份,上海、天津、武汉等2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 陆续罢课游行,参加人数达50多万。

1947年1月5日党中央指出:“北平学生反对美军的爱国运动,得到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学生的响应。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

1 月6日,中央进一步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日益扩大, 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我参加“抗暴运动,最初还只是出于一种青年学生的正义感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也还没有把这一运动同反内 战联系起来。促使我迅速转变的,还是从1947年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开始。

国民党反动政 府为了打内战,军费占政府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靠大量印发钞票和搜刮民脂,来维持战争费用,通货膨 胀,物价飞涨,蒋管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教育也产生了严重危机。浙江、上海、南京等地学校首先提出“抢救教育危机”、“改善待遇,反对内战”等要求, 南京高校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决定在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参政会开会当天,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华北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坚决支 持南京学生的斗争。北大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决定19日开始罢课。18日,北大、清华等校派出了千人左右的宣传队,分路到街头进行宣传,北大宣 传队100余人,从沙滩出发,经东四、鼓楼、地安门、西四、西单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街头讲演。我参加了这个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提桨糊桶,供别 的同学贴标语之用。在西单商场附近进行宣传时,突然遇到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士兵的围堵殴打,我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倒在地上被他们拳打脚踢,一位同学被追 赶,被电车司机拉上车救走了。我提着桨糊桶,目标明显,只好就地躲进一家店铺里。在这次事件中,北大有好几位同学受伤,其中一位叫张启梁的,是我同班,他 是我以后参加民青的介绍人,也是我入党的实际介绍人。“五、一八”事件更加激起学生们的义愤。当晚,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各校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正 式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简称“反饥联”),决定5月20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20日上午,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和部分教师陆续集 中在北大广场,北大地质系部分同学参加了纠察队,我是队员之一。下午1时半,近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经东四、长安街、西单、西四等主要街道,举行示威5个 多小时,晚7时左右,胜利返回北大。“反饥联”在红楼广场召开大会决定继续罢课一天,并决定把北大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6月1日在北大举行了隆重的 “民主广场”命名典礼。自此,绿底白字的“民主”旗便飘扬在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的楼顶上。2日举行全市总罢课一天,在“民主广场”举行为争民主反内战牺 牲的烈士及内战中死难军民追悼大会,并正式宣布华北学联的诞生。根据有关资料,5月20日集中在南京的京沪杭学生60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遭 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百余人受伤的“五·二○血案”。

这次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 大中城市,影响深远。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明确指出: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 尖锐斗争”。“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有一部名为《民主青年进行曲》的影片,是以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为题材的,有好些镜头是在北大“民主广 场”拍摄的。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幅横标下,是一排头戴钢盔,身着军服的青年人,手挽手、肩并肩地在昂首阔步前进,这是 “五·二○”那天历史的再现。“五、一八”事件是青年军208师一手策划的,这激起了在抗战中从军的北大复员军人的极大愤慨,因此在“五·二○那天,一部 分身强力壮的退伍同学挺身而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是专门为了对付来捣蛋、破坏的国民党军人的。并且从此以后,从军复员同学开始分化,大部分人参加到了民 主运动的行列,极少数则坚持反动立场,甘作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和殉葬品。

“五·二○”运动之后,北大 校园内进步社团、进步壁报如雨后春笋,呈现出一片民主运动的勃勃生机。“民主广场”西 南的一面墙是张贴壁报和大字报的地方,被称为“民主墙”,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惊呼北大校园为“解放区”。这种称谓是有来由的,由于进步力量的十分强大,反 蒋、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的壁报、大字报,铺天盖地;进步的,反映现实社会政治的话剧、活报剧在校园内公开演出。反动派却无可奈何,只能搞小动作,进行 捣乱,或在黑夜鬼鬼祟祟地出来撕毁进步张贴物和张贴他们自己的东西。而这样做的结果,说明他们是见不得人的,反而促使更多的同学们觉醒,壮大了进步的力 量,故而使北大获得了“解放区”这一光荣称号。

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容忍这个“解放区”以及北平市学 生运动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展和壮大,进行了疯狂镇压。从 1948年初至四月间,国民党特务绑架了北大地下党员邓特;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并建立“特种刑事法庭”;宣布查禁全国学联;派出大批军 警包围北大,下令校方交出12位学生代表;特务暴徒闯入北平师范学院毒打同学,并绑架了8名受伤学生,制造了“四、九血案”,等等。对待敌人的这一连串迫 害,地下党充分发动和领导群众,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反扑:组织了一万多人的平津学生大联欢,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组织保卫全国 学联的斗争,发动总罢课和请愿;在民主广场召开反迫害、保卫学联大会;到各街巷进行“闪电宣传”,并于4月6日形成了北平市主要学校的罢教,罢职、罢研、 罢诊、罢工、罢课六罢高潮。在反对逮捕12名学生代表的斗争中,同学们在民主广场并肩挽臂垒起人墙,把12位同学围护在中间,高喊:“一人被捕,全体坐 牢”,与校外军警对峙至数个小时,迫使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放弃逮捕令,12位同学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在这一系列斗争中,我作为一个进步群众,在地下党员、盟 员的带动下,参加了学联和北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例如担任纠察队员,站岗放哨,到大街上秘密散发传单等等。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我常在参 加每一次重大活动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禁奋笔疾书,用笔来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先后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挽救教育危机在北平》、《记平津学生大联 欢》、《要自由、要饭吃》等文。然而在学生运动高潮中,我并没有也不想参加任何进步社团。这时,我喜欢上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 夫》,作品中主人翁以个人奋斗来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的悲剧,深深地感动了我。

事有巧 合,1948年的几次重大斗争,都带有一个“九”字,除上面讲的“四·九血案”外,接着就是“六·九”反美 扶日大游行”,“七·九”华北东北学生“反剿民、要活命”的联合大游行;“八·一九”反击国民党大逮捕的斗争。我以一个普通进步群众的身份,参加了所有的 这些斗争,虽是从事一般性的工作,却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了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力量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参加了地下党 领导的一个进步社团南北社,读了些“犯禁”的书和文章,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干之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 这些书或文章有些是在同学间传阅的,有些是在南北社或“半地下”图书室借来的,为了安全,书皮常常用《七侠五义》、《红楼梦》等书名伪装。1948年暑 假,我受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委托,到天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作掩护,负责接送南方北上同学的工作。从京、沪一带北上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年考进北大的新生,一 部分则是暑假返校的同学,他们多是先乘船到天津,再转车去北京,我的任务是代表学生自治会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天津住宿和去北平转车问题,此 外,还要帮助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躲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那时北大地下党有北系、南系两套组织系统,北系由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南系则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 导,两系地下党又分别领导着“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和“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等外围组织。党员、盟员从上海返校时,有的带来一些进步书籍或秘 密材料,因此如何掩护他们躲过检查,便成为接待任务之一。那时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盟员,但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自然非常小心谨慎地和那些我对之又厌恶,又 存戒心的反动军警打交道。然而我性格上仍不善于此道,这方面的事则主要靠清华大学一位姓卢的同学来进行周旋,他是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派来和我协同执行同一 任务的。他的家就住在天津,家里很阔气,看来不是大资本家,就是官员,社会关系硬气多了。他本人也很能干,善于交际,和车站、码头的国民党军警检查人员混 得很熟,因而没有一个北上同学受到刁难。在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这次接送同学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我为自己能为同学们贡献微薄之力而感到高兴。

1948 年上半年,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气急败坏,妄图全部铲除地下党,消灭“第二战场”,首先要从北平开刀。 从8月19日,国民党先后公布了要逮捕审讯的学生名单共463人,其中北大学生最多,有247人,基本上都是学生自治会和进步社团的骨干,在地下党的秘密 布置和掩护下,除个别人外,都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学生自治会临时领导机构召开了“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反对迫害”的群众大会,组织了护校队,我参加了 地质系的护校队工作,在国民党军警围困北大的时刻,把守西大门,与相距咫尺的武装军警相对峙。

“八· 一九”大逮捕后,北平地下党传达贯彻了中央九月会议精神,明确了解放城市靠人民解放军,敌占区的党不必搞武 装斗争里应外合,主要任务是:坚守阵地,保存力量,发展组织,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加强对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我作为一个非党、盟员群众,当然不了 解这些内情,但从“八.一九”后,我平常比较接近的一些同学都“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撤退到解放区的),学校中相对比较沉寂,我顿时感到十分孤独和 失落。就在这个当儿,大约在八月下旬,同班同学张启梁来和我谈话,吸收我为民青盟员,隔不多久,又和我谈起了入党的问题,看来组织上已观察、培养我很久 了。

入盟的手续虽然比较简单,只是个别谈话就行了,但参加后的组织纪律却是很严格的,一般是采取单线 联系的方式。“民 青”和“民联”都没有单独建立领导系统,均由党员分别联系盟员。南系、北系地下党除上层领导有联系外,下面不发生任何横的联系,相应的民青盟员和民联盟员 之间更是互不通气。在我的上级联系人通知我已被批准为民青盟员时就交待过我,如有另外进步组织发展我参加该组织时,应婉言谢绝,并不准暴露身份。果然,我 参加民青不久,就有一位同学发展我参加民联,我说:你们要我作什么工作,我都一定积级参加,但现在还不想参加你们的组织。这位同学是一个地下党员,在北平 解放后,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我们不禁相视而笑,他说:原以为发展我参加民联是“顺理成章”的事,却被我拒绝了,他们民联的人还怀疑过我呢!

1948 年冬天,北大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主要任务是组织护校,迎接解放,这一工作是由党员、盟员作骨干, 通过公开的学生组织北大学生自治会和各系系会来实现的。此时,我被选为地质系系会主席和北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代表。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学生自治会理事 会形式上已暂时停止活动了,而由部分代表组织成的生活互助委员会,作为护校的公开组织,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北 大党组织把每天收听到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及党的城市政策,知识纷份子政策等,通过壁报、交谈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发 动师生反对胡适要把北大南迁的企图。我和地质系的许多同学们一起,走访系内教师,动员他们留校、护校,迎接解放。地下党员、盟员和地质系系会在职工中做了 大量工作,把全系的图书仪器控制在可靠的人手中。地质系的师生,在北大是以团结闻名的,特殊的环境(地质馆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特殊的学习方式(不仅有 课堂、实验室的学习,还有野外实习),使得师生经常在一起,不像其他系那样,老师、学生上课见面,下课就“拜拜”。因此,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感情较深,行 动一致,在历次运动中,表现得都很积极,是北大纠察队的主力,在护校斗争中更是如此,不论是在学校西大门和地质馆,还是在景山东街的西斋宿舍,都有地质系 同学在站岗放哨,巡逻值夜。当时我虽然不能确切知道地质系中,究竟那些人是党员、盟员,却清楚地知道,许多党、盟员正和我一样,在不同的岗位上,用各种各 样的方式在秘密地工作着,才能使公开组织系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虽然小小的地质系不过是整个北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作为一个普通盟员,所做的工作也微不 足道,但我已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感受到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的力量。因此,当1948年10月间,张启梁和我谈入党问题时,已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49 年初,张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并要我于某日某时到西斋一间宿舍和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接头,他将在那里主 持我的入党宣誓。我按约到了那间宿舍,见屋里只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学。我怀疑是否搞错了,因为他和我也很熟,平日没注意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经二人对上暗 号,才知道他确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在房间里,他低声地对我讲了党的性质、任务,特别强调了党员的义务和党的组织纪律。他带我举起右手,低声宣读誓词,内容 好像和现在的不大一样,而“严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的语句,却比现在的更突出强调。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当时的理学院党支部书记。

我 从小屋宣誓后回到自己的宿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生于穷苦之家,在人生道路上,曲曲折折地走过了20多年, 始终在个人奋斗,在漫漫黑夜中摸索。今天,找到了党,就是找到了方向,找到了依靠,找到了力量。那时我虽然读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和文章,但 对它们却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从思想本质来分析,参加共产党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卖国政策,基本上还是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范畴,谈 不上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

我入党正处于解放军大军包围北平的时期。此时,北大的北 系、南系地下党已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党总支,但对一般党员 仍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解放前夕,才建立了党小组,并进行过“傅作义走那一条路”的讨论,为解放北平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除了发动广大同学参加学生自治会组 织的各项公开的活动外,地下党还作了协助人民解放军武力解放北平时,保护文物单位的准备,我们那个党小组被分配参加保护故宫的工作。此时,人民解放军与傅 作义的和平谈判正在秘密地进行着,但北平市内的战争气氛仍然很浓厚,国民党当局的高音喇叭在大街上不停地在进行着反动宣传,军警宪特仍在北大校园附近活 动,学校中师生的安全仍在受着严重的威协。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全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北大师生和全市人民一起热烈欢呼古城的新生。2 月3日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和装甲车、坦克车,经过箭楼,进入前门大街,经东交民巷,向长安大街行进。北大的欢迎队 伍正好列队在东交民巷街道的一旁,这里曾是外国驻华使节所在地,曾有过“治外法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象征,选择这里为入城式的主要路 线之一,是有着深刻的涵义的,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欢迎的群众,情绪无比激动,歌声、口号声、欢 呼声震天动地;骏马碎步的得得声,装甲车、坦克车的隆隆声,组成了一曲动人心魄的凯歌。

解放军入城式 的第二天,我参加了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的全市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战斗在北大的共产 党人》一书(569页),描述了那次大会的情况:“2月4_5日,北平市委在北大四院礼堂召开全市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代表3376名地下党员)。彭真、 叶剑英、林彪、薄一波、聂荣臻、赵振英(李葆华)、刘仁、肖明等出席了大会。聂荣臻表扬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彭真、赵振声作了长篇讲话。党员同志们的激动 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会场上的掌声、歌声、口号声、欢呼声、跳跃声、汹涌如潮,震天动地。平时互不相识或心照不宣的战友,这时才识真面目,彼此热烈握 手、热泪盈眶,‘心都要跳出来了’。刘仁分别把各校各单位的党员集合在操场上,介绍了各校的领导成员。单线联系方式结束了,地下生活开始转入地上,北平解 放了!党员解放了!人民解放了!”

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第一次纵声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大厅中回 荡,我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在46年后的今天,当 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解放后的北平(1949年9月改名为北京),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呈现着勃勃生机;革命的洪流,锻炼了获得解放的人 民,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犯罪活动的斗争。“1949年11月21日下午, 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当晚,出动大批干部和民警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将妓院老板二百余人全部集中审查处理,将一千几百名妓女集中在 教养院进行学习,启发她们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老板对她们的虐待,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学习技艺。经过学习教育,她们中的绝大部 分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等全国大中小城市都采取同样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这种在旧社会绵 延几千年的丑恶现象顿时绝迹。对吸毒、赌博等同旧中国反动统治势力和黑社会势力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病害,党和政府也严加禁止。一方面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制 裁借此谋利的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让吸毒者、嗜赌者自觉地戒毒、戒赌。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 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居然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胡绳主编,《中国 共产党的七十年》,278_279页。而今,诸毒重来,沉滓泛起,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社会风气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的小国新加坡,原因究竟何在?我对 此深感迷惑和忧虑,并且无限怀念解放初期那种热烈、蓬勃的革命气氛。

和社会上一样,北京大学校园内也 日新月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北大得天独 厚,能够经常请来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彭真、陈毅、薄一波、冯文彬、李昌等以及著名理论家和学者如郭沫若、艾思奇等作报告和讲演。北京市委还 组织各校师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通过这些学习和活动,师生的思想面貌迅速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英雄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吴运铎,是那一时代青年学习 的榜样;苏联文学名著和电影如:《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在青年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解放初期,党还没有公开,党的外 围组织民青和民联等,也还处于地下状态,五、六个青年组织合并成为“民主青年同盟”,建立了北大盟总支,我担任了理学院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民青支部书 记;不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被选为北大团委委员和理学院团总支书记。此时的我,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采,对于党和毛主席极其祟拜,对于老干 部由衷地敬佩,对于英雄模范人物非常仰慕,并且以他们为榜样,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特别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上,能够作到先人后已。

1949 年10月1日,这个一生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北大队伍正好列在广场北端的中央,那时的天安 门广场不像现在这样广阔,广场两侧及南端,都是红色围墙或其他建筑物,其北端紧靠长安大街,街上还铺着有轨电车钢轨,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大街上有东、 西两座跨街“三座门”,北大队伍占在这个地方,可说是够“优越”的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和天安门前的情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国歌声和礼炮声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然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东向西,经过天安门。可惜的是,这些壮严、隆重和激动人心的场面,当时我并没有完全领略到,原 因是我临时去执行一次“维待秩序”的任务了。那天参加庆祝大典的约30万人,仅集中在广场的就有几万人,这几万人的大、小便就成了问题,由于缺乏几万几十 万人集会的经验,估计不足,在广场一侧搭起的临时厕所,根本满足不了要求,因此人群十分拥挤,满地屎尿横流,造成很大的混乱。在大会正式开始前,北大同 学、全国学联主席谢邦定从天安门城楼上走下来,找到我,他说,从城楼上看到这里的队伍太乱了,要想法维持一下秩序。于是我带着地质系的纠察队赶到临时厕所 那里,疏通人群,维待秩序,按排队顺序放人入厕。虽然在方队中排起了长长的一列队伍,显得有些不协调,但毕竟不是那么混乱了,可这样一来,许多精采的游行 场面我便看不到了。只是在游行结束时,列队在广场上的人群,一齐拥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河畔,向天安门城楼上雀跃欢呼时,我才得以在人流中望见毛主席在向群众 挥手。此时此刻,我真是激动极了。人的一生,能够亲临像开国大典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大的场面,是一种幸运。尽管现在有些人在骂共产党和否定毛泽东, 尽管我也对当前的党风极其不满,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忧虑,对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的历史功过也在重新加以认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获得人民的信任、拥护,并领导他们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 的。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在日本广岛举行第12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体育健儿在这届亚运会中,共夺得金牌137枚,占金牌总数的40%;夺得奖牌共289 枚,占奖牌总数的27%,连续三届蝉联了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须知,在旧中国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人称作“东亚病夫”,中国运动员在 国际运动会上从来没有得过名次,甚至也很少参加亚洲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抚今思昔,每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总是心潮澎 湃,想起45年前,天安门升起的那第一面红旗。

1950年夏,我 从北京大学毕业了。 我一生中的学生生活主要是在两所学校度过的,中学在国立六中,大学是在北大,而且各为四年。两个四年,都令我终生难忘,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在感受上却各有不 同。如果说六中时期给我留下的既有怀念又有痛苦的话,北大这一段学生生活却是只有美好的回忆和怀念之情。北大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地之一,具有祟 高的学术地位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她是一个民主大熔炉,可以说只要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青年,一旦踏进这个环境,便会受到感染和教育,随着汹涌前进的潮 流而前进,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大学生活,感到幸福和自豪。北大在迁入新校区后,我只在前几年去过一次,但在我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每当到北京时,却 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到沙滩北大原址红楼和地质馆去看一看。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_19492 北大地下党概况)》一书,我每每翻阅这一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时,总是满怀激情、浮想联翩,仿佛又回到了那波澜壮阔的年月。

 

六、 把青春献给祖国

(1950.9_1956.5)

1950 年秋,我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同年冬,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简称地质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包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古生物研究所,前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前中央地质调查所以及北京地质调查所等十几个单位的地质工作,由刚回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下 属一局(矿产地质勘探局)、两所(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并召开了委员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耳闻目睹了我国地质工作在解放后有 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会后写了《新中国地质调查研究事业的成长》一文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上发表,它是我国解放后第一篇 关于地质工作的全面报导。

1951年初,组织上照顾,我爱人黄沙慰从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调到北京,转业到 地质部门,当年春天,我们结了婚,从此开始了我俩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共同生活。婚礼是极其简单的,唯一的一张结婚照,是一位同志临 时拍下来的,她穿的是一身旧棉军装,我则是一件旧短大衣和一顶棉布帽。我对这张照片十分珍惜,一直珍藏在身边,现在这张照片放大后悬挂在我书房里。遗憾的 是,我们的结婚证书,早已不知去向,结婚日期也忘记了。我爱人原名黄文兰,现在这个名字,是她逃离家庭时临时随便改的,但她自己并不喜欢,我也不大喜欢, 故以下文中提到她时,仍以文兰称之。她是四川省梓潼县重华镇人,生于1925年1月2日,是甲子年的“腊八”,也是属老鼠的。我和文兰是六中高中时的同班 同学,在校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恋爱关系,更不曾想到后来竟能结成夫妇,但彼此都比较尊敬和有好感。那时,相对于当地风俗人情来说,六中男女同学之间还算 开放些,但仍比较封建,平日接触很少,私下里男同学倒是常对女同学评头论足,并给他们起了一些绰号。给文兰的绰号是“黄班长”,因为她不仅被大家选为班 长,而且平日不苟言笑,生活严肃,甚至有些古板,颇为同学们所尊重,男同学是很少有和她开玩笑的。从大家的议论中,我只知她家庭经济条件很好,属所谓富家 “小姐”之列。

我俩接触较多而且直接交谈,是从1943年暑假后新学年开始,她被选为班长,我被选为副班 长,在工作上免不了经常交换意见。班长的任务主要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班上大多数为流亡学生,经济条件都很差,有一个姓牟的同学则是最困难的一个,冬天快到 了,他身上还穿着破旧的单衣,盖的还是一条破旧的薄被。文兰和我商量是不是在同学中募捐点钱和衣被,帮他度过难关。我很赞成,立刻组织起了募捐活动,班上 同学虽然一般都很困难,但募捐成绩颇佳,而文兰则是捐助最多的一个,她除了捐助一些钱之外,还把她的一床八、九成新的棉被也拿出来了。此外,我还听说在女 同学中,她出手大方,帮助过不少人,而她本人却生活朴素,穿着非常一般。从那时起,我觉得这个女同学完全不同于一般有钱的小姐,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见她 明显地带有抑郁的神色,身体也不太好,此外,对她的身世和生活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我开始关心起文兰的事 来,是从抗战胜利到北大后开始的。当时从一些六中老同学信中得知,她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已逃出家庭,离开学校,过着流浪的生活,境况十分困难。我敬佩她 的为人和勇气,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我知道她当时极其需要帮助,但物质上的帮助,我无能为力,只能从精神上给予安慰和支持。

原 来她的家虽然比较富有,但她的童年、少年生活却并不幸福,这和我童、少年时代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的家庭是很穷的,但我从小却生活在母爱和温馨的家庭生活 中。她11岁丧母,十四岁失父,由于封建家庭和重男轻女,即使她生母在世时,她也不曾得到过母爱,她母亲抽大烟,根本不关心她的冷暖,甚至非打即骂,她是 由奶妈王大娘带大的。她从小和奶妈生活在一起,而且经常住在王大娘的家里,和她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根本不想回自己的家,以致家里派人把她硬拖回去以后, 她又偷偷地跑回奶妈那里。在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中,她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抑郁而又倔强的性格,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甚至喝过煤油自杀,以表示对这个冷漠无情的 家庭的抗争。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并考取了在川西北颇有名气的国立六中,走进了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环境,较多地接触到了妇女解放的思 想。家里早就为她订下一门亲事,对方是“门当户对”的纨胯子第,她始终不同意,但无法抗拒,在六中读书,获得了精神上的暂时解脱。但到了1945年初,对 方要她回家结婚,六中再也不能做她的避风港了,离家出走是她求得自我解放的唯一选择。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一个年青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作出 这样的选择,可说十分不易。首先,四川社会是一个非常封建的社会,哥老会的势力无处不在,文兰的伯父就是当地哥老会的头面人物,这类人非常重视妇女的“三 从四德”,和所谓家族门风。我在报纸和书刊中看到过,一对年青恋人为反抗封建婚姻双双出逃,被家族抓回活活投入江中的事情。文兰逃婚对她的封建地主家庭来 说,是有辱“门风”的,一旦被抓回,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即使逃婚成功,但茫茫大千世界,那里是她的出路和归宿?她的不幸和勇气,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同 情,纷纷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1945年3月间,她毅然放弃了比较优越的生活,从学校出走,走上了流浪生活之路,那年她刚刚20岁。她先是到成都,后到重 庆、泸州、武汉,曾在工厂当过临时雇员,在报馆当过校对,在泸州时,曾因生活艰难,又寄人篱下,精神上十分苦闷,面对滔滔江水,也曾萌发过“一跳了之”的 念头。最后到了南京,住在一位在中央大学上学的女同学的宿舍里。这时她家已和她取得了联系,给她寄来一些金戒指(解放后抗美援朝时,她全部捐献了),希望 她回家,并允诺她解除婚约和送她到成都去上大学。然而此时她在一些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读了一些进步书藉,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认识到个人 的命运是同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毅然拒绝了家里的要求。

我们俩大约从1947年间开始书 信往来。由于在六中时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从后来的通信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共同语言,我们之间的感情逐渐升华,由同学、朋友而产生了爱 情。我不记得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和建立起来的,似乎并不像某些爱情小说中那样罗曼蒂克和卿卿我我,好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展。我们远隔数千里,心却相通, 我时刻在关注着她的一切,一时接不到她的信,就牵肠挂肚;而她也是毫无保留地把她的喜怒哀乐向我倾吐。我们何时确定了“终身”关系,我脑子里毫无记忆,在 我们之间走到这一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可真是“爱你没商量”,几乎用不到更多的语言来表达了。

1949 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文兰怀着无比激奋的心情参军,进入华东军政大学(进军西南后,在重庆改为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她学习努力,工作积 极,特别是勇于暴露思想,积极主动地接受思想改造,很快地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学习模范,学习期满以优秀的成绩留校在高级研究班妇女大队任政 治助教。“解放”对她来说,有着特别深刻的体验,前后判若两人,解放前,她心情沉重,郁郁寡欢,面色憔悴,身体十分虚弱;参军后却变得十分开朗,常常是笑 声不绝,面色变得红润,米饭能吃两大碗。她担任政治助教后,参加改造国民党军官家属的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获得组织上的好评。文兰在解放军中只待了 两年,却使她终生难忘。从她出生到1977年离休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屡遭不幸,历经坎坷,往事不堪回首,唯有这短短的两年是她感到最幸福,精神最愉快, 最值得回忆的。

她调到北京后,先是在地质委员会搞人事工作,地质部成立后搞职工教育工作。虽然此时我已到内蒙白云鄂博工作,长期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上有不少困难,但她从来不向我叫苦和埋怨,全力支持我在地质找矿第一线工作,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

1950 年9月,我调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后几天,便背起行囊到内蒙白云鄂博,参加了里的铁矿地质调查和勘探工作,除了1952年到1953年春曾留北京搞过一段技术 管理工作外,我在白云鄂博前后共生活、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我是241地质勘探队最早一批队员之一,是白云鄂博第三个主要矿床西矿的负责人。

白 云鄂博又名白云博格都,蒙语意译为富丽雄伟之山,它位于内蒙鸟兰察布盟草原,在草原上地势最高,百里外就能望见。白云鄂博铁矿是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于 1927年首次发现的;1928年,著名岩石矿物学家何作霖,根据丁道衡提供的标本,发现了稀土矿物,命名为白云矿和鄂博矿,后来证实为氟碳铈矿和独居 石,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正式发表。

白云鄂博铁矿是新中国成立后,即规划为第 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发的矿山,列为国家六处地质工作重点之一。地质部241地质勘探队(原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北京地质调查所白云鄂博铁矿地质调查队),从 1950年5月进驻白云鄂博,1956年初撤队,历时六年,向国家提交了一个超大型的铁稀土矿床。这个矿床本来是作为以铁矿为主来进行勘探工作,稀土是作 为综合利用的伴生元素来对待的,但后来的研究工作证明,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稀土和稀有金属矿床,基价值已远远超过了铁矿,其学术意义更是举世瞩 目。我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在建国初期能够参加白云鄂博矿床的勘探工作,是一种幸福;为能够把自己青春的汗水洒在白云鄂博草原而感到自豪。从1950年到 1993年的40多年间,我参加了不少矿产调查、勘探和地质研究工作,但认真回顾一下,真正说得上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唯有有白云鄂博的时期。当年我风华正 茂,豪情满怀,适值我国蓬勃发展的年代。30年后,我有机会重访白云,勾起了我无限美好的回忆,后应包头钢铁稀土公司之邀写了《重访白云忆华年》,《“鄂 博”乔迁》。年老多怀旧,之后,又陆续写了《草原中秋庆“十一”》《1954年的岁末》等文发表在《中国地质报》上,寄托了自己对往事的怀念。

当 我一九五○年九月间到达白云鄂博的时候,驻地已经架起了十几个帐篷和蒙古包。地质队员和警卫战士就居住在这里。驻地的四周围拉着铁丝网,挖有战壕,既是为 防土匪,也是为防狼群。驻地虽如此简陋,但俨然已是当时附近草原上最密集的居民点了。先来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进驻草原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一九五○年 五月,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在严坤元工程师的带领下,分乘几辆卡车和吉普车,由人民解放军蒙骑四师一个连和一个汉族步兵加强排担任警戒,从包头到达百灵庙, 然后进驻白云鄂博。到达白云鄂博的那天,上午天气睛朗;但大草原对这些来自北京的客人却毫不客气,下午,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北风。大风刮得飞沙走石,扬尘蔽 日。人们站在风里用尽全身力气,几经努力,才勉强支起了几个蒙古包。这样的天气,一时又找不到水,不能生火做饭,大家只好挤在帐篷里,忍着干渴,嚼几口干 粮充饥。风一直刮着,深夜,人挨着人互相温暖着身子,根本不能入睡,只能坐以待旦。在北风的呼啸声中,又夹杂着一阵阵狼嚎。不时传来战马的嘶鸣和警卫战士 的脚步声,这才给人们带来一种安全感。

第二天清早,肆虐的北风终于停了。大家走出帐篷,伸伸懒腰,舒展着 身体,聚在一起,不禁相视而笑。昨天风尘仆仆地奔波一天,又在风沙下熬了一夜,没有水洗脸,每个人都变成了泥猴。但是谁也顾不上开玩笑,大家立刻开始了紧 张的工作。有的继续架蒙古包,有的开始寻觅水源、挖掘水井,有的在垒锅架灶,有的在整理器材。电台架起来了,立刻响起了嘀嘀嗒嗒的声音。严坤元拟好了电 文,向北京发出了第一份电报。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勘探白云鄂博铁矿的战斗打响了,241队开始了对 矿区的普查。仅仅几天的时间,草原上插上了无数小红旗,测量绘制地形图的工作开始了。全队最紧要的任务是踏勘全矿区,选择地层剖面,测制地质图,然后确定 第一个钻孔的位置。241队从北京出发时所能搜集的资料很少,仅有旧中国丁道衡的一份地质调查报告和敌伪时期黄某的一份地质调查报告。不待言,这些资料虽 然十分珍贵,但它们却是很粗糙的。地质人员必须在短时间内,凭借自己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开展地面的槽探和地下的钻探工作。要知道,那时严坤元虽 然是一个工作多年、有一定经验的地质工作者,但他在旧中国主要从事的是一般的地质调查,像这样领导一个上百人的队伍,从事这样大规模的矿床勘探工作还是第 一次。调查队还有其他几个地质工作人员,但他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更是没有实践经验。困难很多,资料欠缺,人员不够,但是大家在严工程师的带领下,按照他 设计的工作程序,在很短的时间里基本上摸清了矿区的地质情况。六月二十四日,测量人员完成了三角测量和水准测量计算。八月二十四日,完成了万分之一的地形 图四幅。到九月下旬,共测绘了1.5平方公里1/2500地形图两幅。那时由严工程师建立的基本地层层序,目前还为矿山和广大地质工作者采用。

第 一号钻孔的孔位设计在主矿南面的山脚下。接着,全队人员包括严工程师在内,双手和双肩把钻探器材从驻地一件件运到孔位。使用的钻机是一台日本利根式150 老式钻机,这是白云鄂博草原上使用的第一台机械。它的第一声吼叫,标志着草原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就是这样一台老式钻机,在一些刚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 放出来的老工人的操纵下,打出了白云鄂博第一个钻孔,岩芯采取率达85%。后来随着钻探的深入,我们三次更换了钻机,打出了深达800米的钻孔,揭开了白 云鄂博铁矿深部的秘密。

一九五○年秋天,我到队后,241队的地质人员只有五个人,常在白云鄂博主矿山顶 上进行工作。站在山顶,俯望四周,几十里之内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中午休息,我们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野火烤焦的馒头,边吃边聊天。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总是打开话匣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每次都把话题转移到白云鄂博的明天这个激动人心的题目上。五个人中有四个年青人,充满理想和朝气,尽情描绘 着矿山的明天。严工程师年纪比我们大一些,寡言少语坐在旁边,一边听我们聊,一边默默地思索。我们设想,这里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厂部,厂部建在我们的驻地是 最合适的,地质队员们早就给这里取了名字,叫做“白云村”。这里距矿山不太远,也不太近,地势较平,地点最为适宜。现在的白云鄂博矿区市镇果然就建在了这 里。我们又想到这座矿山要开发,必定要修建铁路。那么火车站建在哪里呢?还是建在白云村对面的“凤凰山”吧。凤凰山也是我们取的名字,那是一个小高地。火 车一来,汽笛一响,村里的人都能看到听到,再说赶火车也方便。那时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白云鄂博这个名字的,更甭说“白云村”、“凤凰山”了。但是这不要紧, 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名字会在全世界叫响的。想到这里,我们忘记了艰苦和疲劳,忘记了荒凉和空寂,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

那 时这里是光秃秃的,除了野草之外,没有一棵树。虽说是夏秋季节草原凉爽,但中午日照当头,再加上干风吹来,还是怪难受的。所以我们设想要在这里植树,未来 的白云村的村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树木成荫、空气清新的舒适环境。说到植树,自然想起了水。树要喝水,生活离不开水,钻机要用水,而将来大规模生产更是需要 大量的水。水在哪儿呢?这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地质队刚到矿区时,曾经发现了一个水眼,里面乱石拥塞,臭气扑鼻。后来在附近找到了水井,但是那么一点水怎 么够几百人和上百匹战马饮用呢?加上钻机开动,水就更不够用了。水变成地质队面临的重要问题。队里的水车整天在草原上转,费了很大力气才拉回不多的水来。 我们几个人经常议论水的问题,偌大的草原,难道找不着充足的水源地?后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白云鄂博西面找到了冬天不结冰的白云布拉格水源 地……地质队初进草原时,狼忒多,或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在野外工作不时碰上,须备加小心。但在白天遇到独狼时,只要镇静不慌尤其手中如拿着一个什么 物件如铁锤、木棍时,一般它也不敢轻易攻击你,这就是“秫杆打狼,两头害怕”。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几次。有一次,我带了一个工人到野外调查,好不容易发现一 处露头,一锤子敲下去,兀地看到当头一个洞口,有两个小狼崽脑袋在摇来晃去,吓了我一跳,往后退了几步,一霎眼,小脑袋缩了回去。那个工人胆子大,要捉狼 崽,就近拔了一些干草,堆在洞口,用火柴点燃,只见烟往洞里吹,却不见小狼往外跑。想是还有洞口,它们已经跑掉了。我们无所收获,继续观察前进。走不多 远,却见对面小山头上站着一只大狼,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好绕山而过。我知道,独狼虽不可怕,但如果它看到我们用烟火薰它的洞口,由于护崽情切,它会不顾 一切扑上来的。

到了夜晚,即便是独狼也十分可怕。当时钻机工人也是三班倒:早班、中班和夜班。有一位工人 生得虎背熊腰,身体十分健壮。午夜12时,他下中班,在回队部的路上,看见前边跑来一个东西,他以为是队部养的蒙古黑狗,便唤它:黑子,黑子!但它来到跟 前时,他一看动作不对,大叫一声“狼!”,说时,狼已经扑上来。他猛推一下,把狼推开了。狼扑来了第二次,二次又把狼推开。狼第三次扑上来,他身上的老羊 皮大衣给哗地撕破了,脸被咬了。后面的下班工人听到喊声,奔了上来,才把狼赶走。他的眼角从此留下了一处疤痕。从此,工人们把中班叫做“狼班”,并正式写 在钻探报表上。后来,人们把这个工人与狼搏斗的地方叫“狼市口”。有意思的是,241队撤销后,钻探工人分散到华北各地质队,把这个“狼班”也带到了那 里。1972年,我到山西中条山进行研究工作,在一个地质队的钻探报表上,竟然看到了“狼班”一词,一打听,原来是当年241队的一位老师傅在这里当钻探 技术负责人。

241队进驻白云鄂博后,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遵重当地蒙牧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奏响 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这里只举两例:一是保护“鄂博”,二是举行蒙汉人民联欢会。在内蒙古草原,很多山头上都有用石块垒成的石垛,这就是蒙古族祭祀用 的“鄂博”(也译作“敖包”或“脑包”)。白云鄂博山上原来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鄂博”,它不仅特别大,而且砌得齐齐整整,象一个平顶圆墓,又象一个矮矮的 碉堡。在它向南的一面,有一个小洞,象一个佛龛,里面有一个铁盘,堆放了一些泥像之类的物件,那是虔诚的朝山的人们放进去的。1950年,当第一批勘探队 员登上白云鄂博山顶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颇为醒目的“鄂博”。传说在古代有一位部落英雄,单人匹马被敌人围困在白云鄂博山顶,当他挥刀跃马备冲 入敌阵的时候,他的马蹄突然被地下的一股力量抓住了。他动弹不得,终于英勇牺牲了。蒙民为了纪念他,就在山顶上设立了这个“鄂博”,每年一小祭,三年一大 祭。“鄂博”中还有生了锈的铁盔和刀箭,据传是英雄的遗物。

白云鄂博是蒙古族人民传说中的神山,“鄂博” 被当地僧民看作是神灵寄寓之地。我们进驻矿山之前,上级再三告诫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尊重当地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那时绥远 地区刚刚解放,白云鄂博附近还经常有国民党残匪出没,当地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地质调查队的工作和任务还不甚了解。地质队在“神山”上插小旗、挖探 槽、打钻孔是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猜测的。在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派人到这里进行过掠夺性的调查,据说当地人民为了保护神山,对侵略者进行过袭击,他们 挖的探槽也被当地人民掩埋了。现在虽然解放了,但是我们在山上施工会不会引起蒙古族群众的不安和疑虑呢?为此,由蒙古族子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四 师某连指战员,以及由巴彦都荣旗长等组成的旗政府工作组,在当地群众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和宣传工作。这对支持地质调查队在矿山顺利展开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241队职工坚决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上级的有关指示,队上规定的纪律中有一条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鄂博”,严禁破坏和乱动“鄂博”的一草、一木、一 石,特别绝对禁止从神龛中拿走任何物件。241队还特别在“鄂博”前树立了通告牌。有一次,一个青年工人出于好奇,曾从神龛中拿走了几个小泥像。事情后来 被反映到北京去了。上级指示要查处此事。经过对全队职工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一 九五三年,当白云鄂博主、东矿勘探工作已经结束,矿床远景已经确定的时候,241队着手考虑给“鄂博”选择一个“新居”,以便把它迁走,为将来的矿山开发 工作创造条件。这个“新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地势较高,形势雄伟,能使当地群众满意;第二,地下没有赋存有用矿产的可能,以便“鄂博神”能够永久 定居。符合这样条件的地点后来找到了,这就是东距白云鄂博二十公里外的“白云查干脑包”。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经当地蒙古族居民和蒙古族宗教界人士的同 意,经内蒙党委、乌盟盟委批准,正式给“鄂博”迁居了。“鄂博神”乔迁还需举行宗教仪式。在当地旗党委和政府的帮助下,241队请来了喇嘛。按原来的说 法,要念七天七夜的经。由于241队的热情招待,悉心照顾,特别是由于当地党委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喇嘛们顾全大局,只念了三天三夜的经,就完成了宗教仪 式。

“鄂博”的顺利迁移,保证了矿山地质勘探和开发工作的开展。“鄂博”迁移的故事,是一个记录着汉族职工尊重蒙古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蒙古族人民支持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工作的美好的篇章。

1950年国庆节前五天9月26日,正好是中秋佳节。这一天早晨,内蒙古白云鄂博草原上,清风徐徐,天气晴朗。241地质队驻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为庆祝“十一”而举行的蒙汉人民联欢会就要在这里开始了。

241 队从5月初进驻白云鄂博,进行铁矿地质勘探,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绥远省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以及当地蒙族群众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大家都认为应当表示一下我们的衷心感谢。此外,为搞好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争取得到蒙古族群众对地质工作的更大支持,需要进一步 在驻地附近的蒙族群众中做好宣传解释和其他各项工作。当年“十一”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国庆佳节,中秋节又是汉族习惯欢庆合家团圆的节日,于是我们选定中 秋节这一天举行蒙汉人民联欢会,两节共庆,蒙汉同欢。

警卫我们驻地的骑兵连指战员都是蒙古族(此时步兵已 撤走)。自从241队5月初从包头出发以来,他们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和可靠的保卫者。在行军途中,他们首先在前面搜山踏路;在驻地,他们日夜守卫,保卫了全 队的安全;在野外,他们巡逻放哨,使我们顺利地开展地质工作。当时绥远省和平解放不久,国民党残匪还没有完全肃清。就在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四十名残匪 在驻地附近活动。骑兵连得到一位老牧民的报告后,连夜追击,在一个山谷里,把这伙匪徒包围了。经过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五个月来的共同战斗生活,地质队 员和骑兵连指战员之间建立了真正的战友感情。这种关系本身,就是蒙汉两族人民团结的具体表现。在将要举行的蒙汉人民联欢会上,理所当然,他们是我们要邀请 的第一批客人。队上派人去和他们联系,他们对这一倡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自报奋勇去通知蒙族群众。那时,草原上还没有电话,蒙民散居百余里,我们要在 几天之内都通知到,还真不容易,而解放军战士的战马打几个圈,就把问题解决了。

中秋节的这天早晨,地质队 驻地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会场主席台就搭在驻地前的草地上。全队职工衣着整洁,热切地盼望着客人们的到来。许多人站在帐篷外的草地上,迎着朝霞,眺望 远处。不久,自远而近,传来了阵阵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男女蒙胞陆续疾驰而来。红霞映照,彩带飘扬,人声欢动,骏马嘶鸣,草原上顿时 呈现了一片节日的热烈气氛。

事先,大家多少还有些担心,觉得群众对我们还不太了解,草原又这么大,消息不 灵通,虽有解放军通知,到时能来多少,甚至会不会有人来,都没有把握。出乎意料,这天除了解放军战士以外,先后光临的客人竟有六七十人之多,这在当时人烟 稀少的白云鄂博草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客人中,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有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有五、六岁的娃娃。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得出,客人们 为这次盛会是认真做了一番准备的。首先举行了建国一周年庆祝会,241地质队队长、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骑兵连指导员先后讲了话。会后,有简单的 茶点,然后是联欢会。地质队职工表演了魔术、相声、唱歌、民乐合奏……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唱的第一支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战士和蒙民也表 演了蒙古族民歌和舞蹈。客人们非常高兴。

在联欢会上,我发现坐在前排的一位老人似曾见过,仔细端详一下, 想起来了。不久前,我们在白云鄂博以北的宽沟进行地质填图时见到过他。那时,这位老牧民正牵着一匹骏马,放牧一群骆驼。我带着一种由衷的亲热感情,用比较 生硬的蒙语向他问候。开始他还交谈几句,但当我夸奖他的马好、骆驼好的时候,他却一语不发,突然上马加鞭,撇下骆驼跑掉了。弄得我们莫名其妙。今天,他正 坐在我的面前,我通过翻译问他那天为什么跑掉?他咧嘴笑了:“你那身打扮,看中了我的马,又相上了我的骆驼,我还以为是土匪呢!”原来,那天我们头戴制服 帽,脚穿爬山鞋,身着紧袖工作服,腿裹皮护腿,上身交叉斜挂水壶、图囊、照相机,腰插罗盘,胸挂望远镜,左臂挟图夹,右手持地质锤。老人第一次见到草原上 来了这样几个“全副武装”的陌生人,误把我们当成坏人了。可是,今天老人和我亲热地叙谈起来了。他说:“下次你们经过我的蒙古包时,可一定进去喝奶茶 呀!”

欢乐的一天过去了。大家互相招手致意,依依惜别。许多老乡说:“明年再开会时,可早点告诉一声呀。”

联欢会的情景在草原上传播着,地质工作的意义愈来愈为更多的群众所了解。地质队在野外设置的标志测量木桩、小旗,探槽、钻孔标记等,也很少被人拔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野外相遇时,蒙族老乡不但不躲避,反而主动热情攀谈,并且常问:“什么时间开矿呀?”

1951 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贪污为主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 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我没有到白云鄂博去,留在北京搞了一段技术管理工作,并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社会和经济效果十分显著的斗争。在“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在干部中和社会上震 动极大,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 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作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党政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较之“三反”前夕,不知严重到多少倍?反腐败斗争虽然方兴未 艾,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三反”运动的精神,仍有其现实意义。在参加“三反”运动的同时,我也涉及到了“五反”运动的工作,参加了外调和中央财委驻天 津工作组,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全国揭发出大量的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触目惊心,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全 民公愤的事件。我在天津参加了对几家五金商行的“五反”检查,几乎是没有一家“干净”的,可真应了一句老话:“无商不奸”。“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提 高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运动后,干部中廉洁自律,社会上奉公守法蔚然成风,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有了更大的 提高。

“三反”、“五反”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其整体而言,发展是健康的。运动过程 中,党及时有针对性的提出的各项具体政策和采取的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后,领导全国人民同自己队伍内部的贪污腐化以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作 斗争的领导艺术。不应该否定解放以后的一切群众运动,“三反”、“五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 的“打老虎”的阶段,发生过一些偏差,所谓“深山必有虎”的论断给“大胆怀疑”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层层下达“老虎”指标,又给基层的“左”比右好的思潮, 加了一把火。矿产地质勘探局的行政科长姚某,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工作一贯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忠厚老实。他一家四、五口人住在一间几平米 的小平房里,家里破破烂烂,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也是够“大众化”了。但在运动中,仅仅因为他经管单位的财物,没有任何根据就被当做头号“老虎”揪出来了, 而且在逼供信下,“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直到大大超过他经手过的全部投资。我们两个的私人关系本来是比较好的,这时他成了“老虎”被关在小屋子里,我则 是一个打“虎”队队员,成了他的“看守”。一天晚上我正值班,中央财委一位相当负责的同志来和姚谈话,点出他贪污数额巨大,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坦白交 待,争取宽大处理。在这位领导同志的“诱导”和压力下,姚交待了又推翻,推翻了又交待,而且前后矛盾,令人难以捉摸;他泪落如雨,拿笔的手不停地在颤抖, 最后,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贪污”的数字,我在旁边看到了不禁吓了一跳,按当时政策规定,这么大的贪污数字,足够条件枪毙的。我曾作为地质委员会党支部委 员,和这位中央财委的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觉得他是一个平易近人,政策水平很高的老干部,我尊敬他,而且作为一个新党员,总相信领导是正确的;但是根据 姚平日的表现,我又觉得他不大像是一个那么大的贪污分子。我感到惶惑,不知所从。那位领导同志走后,我看到姚某怔怔地呆在那里,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我怕 他想不开,寻短见,给他倒了一杯水,“官腔”似地劝了他一句:“只要老实交待,组织上是会宽大处理的”。平日我们间总是“老姚”“小胡”称呼的,可这时不 知怎地“老”字刚到了喉头就缩回去了,我的态度显然是很冷淡的,这可能使他很伤心。他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痛苦地说:“小胡,你也相信我是贪污 犯?”我无言以对。他接着又说:“我现在说老实话也没用,这种事你没经历过,不知道利害”。他那凄楚的神态令人心碎,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忘记 那晚的情景。他所说的“利害”,究竟何所指,我当时并不太理解,在经过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我才体会到姚当时那绝望的心情和所谓“利害”的含 义。他参加过延安整风,也许康生搞的那一套“抢救失足者”运动,他已经见过世面了。果然,第二天在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被戴上手拷带走了。后来经过查 证,他不仅没有任何贪污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律甚严的干部,放他出狱,他硬是不肯出来,要讨个公道。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像姚这样的错案也是有的,但都能得 到及时纠正,特别是后期定案工作非常认真,重证据不重口供,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三反”后,一位地质界的老工程师在总结找矿勘探工作经验时,从 “三反”、“五反”运动得到“启发”,幽默地提出三句话,十二个字:“大胆怀疑、穷追猛打、追赃定案”,就是说,开始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斗争(勘 探)时要坚决有力,连续作战;最后下结论时则要实事求是。他当然是在开玩笑,却也反映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个侧面。其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倒是 很像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如果没有这个“大胆怀疑”该多好!

解放初 期,从北京大学到工作岗位,我是一帆风顺,意气风发。1951末开展了忠诚老实学习(即审干)运动之后,开始对我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虽然在顺风路上来了 个急刹车,我的心情不太愉快,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被审查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自问在入党时向组织上交待的已很清楚,心底坦然,并不十分介意。

1952 年冬,中央地质部成立,国家把地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内,全国地质工作工作有了飞跃的发展。我也于1953年初春,离别了已有身孕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 儿子,再次去白云鄂博,一去三年没再回过北京,待1956年回家看望的时候,小女儿已经两周岁多了,因从来没见过爸爸,哭叫着不让我进门。

241 队已今非昔比,调入了大批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规模到1500多人;建立了发电、修配、化验、碎样车间和测绘、物探、汽车分队,钻机开动30多 台。划分了主、东、西三个矿区,分别进行地质勘探工作。老的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大多是熟人,而党政干部则几乎全是新调入的。国家把建设大型的包头钢铁联 合企业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要求白云鄂博主、东矿迅速转入详细勘探,于1954年底提交储量报告,为包钢建设提供最重要、最基本的资 源依据。

当时,241队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情况比较复杂。但中国共产党有崇高的威信,241队 党委是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兼队长徐嘉楷,有魄力,原则性很强而又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些在革 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把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带到了地质队,以身作则,带领全队职工奋力拼搏,克服了工作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取得了白云鄂博矿勘 探工作的辉煌胜利。

在工作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任务重和职工知识、经验不足的矛盾。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刚毕 业的大学生和经过短期培训的高、初中毕业生。即便极少数较老的技术干部,也缺乏勘探大型矿床和编写为建厂所需的储量报告的经验。现成的资料又很少,唯一的 办法是干中学,学中干,从实际中积累经验,提高工作能力。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我国执行了向苏联学习,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许多苏联专家被 派到白云鄂博帮助、指导工作,“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曾是241队技术人员提高业务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苏联的经验也有一些偏颇和不足之 处,241队在“学习”上也有许多是机械照办,从而工作中走了一些弯路,造成一些损失。然而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帮助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老干部一般文 化水平较低,也缺乏管理技术工作的经验,但他们像战争年代和敌人英勇作战一样,克服文化底子差的困难,用顽强的精神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不少人由“外行” 成为“内行”。例如一位老干部,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除工作中边学边用技术知识外,业余自学完初中和高中数理化课程,直到最后取得北京地质学院函授毕业 证。工人也是这样,老工人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翻身后的主人翁精神,在各项工程技术工作中起着骨干带头作用;大批青年工人迅速成长为工作上的主力军。有一个青 年工人,原来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高小毕业生,刚到队时带因为想家哭鼻子,但经过努力,半年就当上班长,两年就当上机长,被选为中国工会“七大”代表,并 参加了以胡耀邦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了第三次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第四次青年联欢节。而他的师傅在旧中国是干了七年才当上班长,十年 才当上机长的。在生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未婚青年人找不到对象,已婚职工两地难聚、一处分居的矛盾。队中绝大多数是青年职工,但未婚女职工很少,而且驻地 是蒙族牧区,远离城市和农村,解决婚姻问题十分困难。有一次内蒙区党委一位负责同志到白云鄂博视察,我陪他到各矿去看看。在车中他问我:“队上青年中最大 的困难是什么?”我不暇思索地回答说:“找不到对象呗。”的确是如此,有的是找不到,有的虽然在家乡找到了,但对方一听说是野外地质队,就吹了。有一位年 青技术员,是北京人。家里给他找了个对象,是一个大学生,学法律的。他探亲回家时,见了一面,双方都很满意。但女方提出,地质队流动性很大,双方很难常在 一起,男方是否可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北京工作?姑娘其实是一种商量的口气,并非一定要这样不可。偏碰上这个技术员一向爱认死理,“原则性”强,一句硬梆梆 的话顶回来:“我不能因为儿女私情放弃了我的事业。”姑娘不高兴了,吹了。一位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我向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在报上发表了关于241队的长 篇报道,提到了这件事。过了不久,那位技术员忽然接到了北京姑娘的来信,开头第一句话是:“我可不是冬尼亚式的人物!”原来记者在报道时,把这位姑娘比喻 成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冬尼亚保尔的第一个恋人、由于两人信念不同而分手的资产阶级小姐。姑娘看到了这篇文章,为文章中描述的地质队员 工作和生活气氛以及那位技术员的先进事迹所感动,主动地把一条曾经断了的红绳又联结了起来。这段“记者当红娘,一篇文章定终身”的浪漫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已 婚职工绝大多数是两地分居。虽说是可以攒下两周一天的公休,一年探亲一次,但工作十分紧张,很多人都无偿自动放弃,几年不回家者大有人在。个别双职工同在 白云鄂博工作,甚至在同一个办公室,但由于队上房子紧张,却分别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后来,队上每周末从集体宿舍临时腾出几间来,安排他(她)们过“一夕 会”。再后,盖了招待所,每两对夫妻派给一间,每周一轮换,直到后来简易家属宿舍建成。经过700多个日夜的奋战,241队全队职工迎来了夺取主、东矿胜 利的最后决战时刻。1954年12月27日深夜。内蒙古白云鄂博草原上,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地质部241队驻地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室外,温度下降到零 下四十度,哈口气,胡子上立刻就结上了霜;室内,汽油桶制成的大火炉,冒着熊熊的火焰,但窗玻璃上依然结满冰花,人们穿着老羊皮袄,还禁不住不时到火炉前 烤烤手。人们的轻声细语声,警卫战士巡逻的脚步声,计算机、打字机的喀喀声,电台嘀嘀嗒嗒的发报声,伴着阵阵风吼和战马嘶呜,组成了一曲奇特的交响乐。这 里正进行着一场紧张的战斗编写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详细地质勘探报告。这是自19950年以来,白云鄂博铁矿地质勘探工作的又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已经持续 了三个月了。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整理资料,编绘图件,计算储量,编写文字报告……许多人常常每天只睡上两三个小时,熬红了眼,生了病,仍然不肯下火线。 那时,编写这样大型矿床的地质勘探报告,在我国还是首次,不论是技术方法,还是技术组织工作,经验都不足,主要是从实践中学习。时间很紧,困难很多,工作 量很大。地质部派来了国内和苏联专家到队指导工作。

现在是关键的一夜。地质部要求:报告必须在年底前完 成,并立即送到北京。当时块段储量已计算完毕,但各类型矿石及全矿总储量、总平均品位还待最后核实;图件已经晒好并着色,文字报告及表格已基本印出,但有 关总储量、总平均品位的一些数字,在最后几页打字纸上还空着,图件的整理、报告的装订成册,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作量;这些工作都必须在今夜零时以前完成。三 个月前,组织上把我从西矿区调来,负责报告的复制和总成工作,我有幸参加今夜决战,感到十分兴奋和自豪。

分 散在几间办公室里,二十几台手摇计算机在不断地响着,这是储量计算组在进行运算。这些同志来自各科室,有科技人员,也有计划人员和财会人员。计算工作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每个数字必须同时有三台计算机运算无误,只要一处最后一位数字有误,全部计算工作就要推倒重来。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劳动。在 另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以测绘人员为主,正在进行图件检查和整理。在此之前,他们已完成了庞大的清绘、晒图和着色任务。以晒图为例,当时晒图全凭自然 光,为了“抢”那一瞬间的阳光,晒图人员经常在凛冽的寒风中,连续站立几个小时。手冻僵了,脚麻木了,到屋子里暧和一会又去“抢”太阳。看到正在运转的计 算机和桌上一叠叠的图件,我联想到有关它们的两件小故事。计算工作一开始,计算机就告急,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汇报后,自治区立刻从各机关抽调了好几台 支援。前不久,晒图用的玻璃板不慎被打碎了,这可是火烧眉毛。队上连夜派人到包头市去买,谁知像这样厚而大的玻璃,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市人民政府知道这一 情况后,立刻下令正在装修的市百货公司,把镶在柜台上的一块大玻璃取了下来,当天运回白云鄂博,保证了晒图任务按时完成。自从1950年勘探队进驻白云鄂 博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和蒙族群众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又送来了“及时雨”。

在 打字室里,两个姑娘在静静地等待着几个重要数字送来,以便打完最后几页打字纸。她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昼夜了。在隔壁房间正在对文字报告和表格进行分 页、折页、检查、装订。那时,复制报告全是油印,几千张蜡纸,经过打字或刻写、校对、滚印,要经过很多道工序,这些都是很琐碎的工作。然而,只有这些工作 很好地完成了,才标志着这场战役的最后结束。

此时,炊事员们正端着一碗碗鸡蛋肉丝汤面,送到每一个“夜 战”的战士的面前;党委书记兼队长和副队长兼总工程师,正披着满身雪花,踏着没膝积雪,挨个房间去慰问。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欢笑声,领导与群 众,前线与后方,大家都为最后一战团结在一起,并分享着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

夜,更加深沉。计算机声渐渐 消失了,打字机的声音却紧密起来。一张储量、品位总表送到了队长、总工程师的面前。虽然数字大体上不出所料,但当他们看到了几个庞大的储量数字跃然纸上的 时候,仍然按捺不住心头的无限喜悦,郑重地在总表上签字盖章。紧接着,无线电波将几个重要数字传到了首都。此刻,正是1954年12月27日二十四点。

待 全部报告整理完毕装箱的时候,天色已经黎明,把报告过了一下秤,每套足足有一百五十多斤。然后,在大食堂召开了庆祝大会,欢腾的人群,用震耳的锣鼓声和鞭 炮声,欢送装载报告的汽车起程。但这“然后”的一切情景,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我太疲倦了,报告刚装完箱,倦意立刻向我袭来。我昏昏沉沉地走回宿舍,倒头便 睡,待一觉醒来,夜幕已经降临。驻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刚获得胜利果实的人们,喜气洋洋地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1955年。

1953_1955 年间,我主要负责西矿区的勘探工作。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后的1944年,台湾人黄某发现了东、西矿,但他对于西矿的评价却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于 1950年前往踏勘时,但见长约10公里,宽约1公里的范围内,几乎全是黄土覆盖,仅有零星的岩石和铁矿露头。奠定本区地层和构造工作基础的是严坤无,我 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形成了西矿是主矿向西的延伸,可能有一个大型隐伏矿床的概念。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我对这一设想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测量人员告诉我说,在西矿区巴拉鄂博山头上,经纬仪磁针方向变化很大,这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主矿是一个暴露的磁铁矿体,到那里去的人,防磁手表也没 有不失灵的,然而西矿那个山头上根本看不到铁矿露头,说明磁性体是在覆土以下的。于是,我首先在那里设计了一条长长的探槽,由于覆土层较厚而且松散,探槽 挖得又宽又深。有一位苏联专家看了后不无讽剌地说:“你们是不是在搞军事演习呀!”我愣了一下,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边走边嘟囔:“这条探槽可以开坦 克车了。”

第一条探槽揭露有厚达100多米的铁矿,使我大为振奋。1954年在地质部的重点支持下,进行了大面积以磁法为主,结合电法,重力等的物探测量和综合研究工作,并进行了白云鄂博全区的航空物探测量。

我国解放后物探工作首先应用于大冶铁矿,但规模较大,方法较多,并用以定量测算矿体埋藏深度推断矿体产状和估算远景储量,却自白云鄂博铁矿开始。

地 质物探综合研究成果,非常鼓舞人心,高磁异常区和地质推断的矿体分布相一致,显示出整个西矿区是东西长约10公里的南北两条矿化带,呈向形构造,但矿体产 状很陡,而且近地表产状与深部矿体产状相反。根据这一概念,确定了由稀到密,由浅到深,以斜钻为主的勘探方针,开动钻机最多时达15台。到1955年末, 因241队奉命撤销,西矿勘探工作中止。

白云鄂博那种沸腾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我。因 而在1953_19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愉快地、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我负责西矿工作时,驻地距施工现场最近处只有几十米,抬脚就到,除了工作,每 当晚饭后稍有闲暇时,我常到附近小山头上眺望,矿区全景尽收眼底,但见草原上机塔林立,人来车往;草地上的羊群,驻地的蒙古包相映成趣;远处的白云鄂博主 峰,兰天上的朵朵白云引起无限遐思;钻机的隆隆声似乎在为我伴唱;我想像中在脚下深处就是沉睡了多少亿年的两条铁龙,在我的指挥下,它将呼啸,它将腾飞。 说来可笑,有时在一瞬间,我简直想像自己是一个正在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其实这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这时,我心旷神怡,浑身充满了力量,什么苦闷,烦 恼,早已丢诸脑后了。

我对白云鄂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至今我仍记得西矿每 一条勘探线和重要的钻孔编号。近30多年来有些到白云工作的同志取回一些标本,我几乎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产出地点,整个白云鄂博的地质构造轮廓和 主、东、西三矿的矿体形态,就象储存在计算机中一样,深深地嵌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1953_1955年的 三年工作中,我和241队的广大职工一样,全心投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没有探亲假,也没有星期天,但仍然犯了一次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个钻孔施工,方 位应是向南,地质员填写了施工通知书时,我没有仔细审查,就签字发出了。一天,我乘卡车从大队回到矿区,在路上遥望几里之外正在按装的这个钻塔,发现却是 斜向北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回到驻地,赶快翻出施工通知书查看,原来通知书上把S(南)写成了N(北)了,虽然钻机还未开动,但钻塔返工却造成了一定的浪 费。我承担了这一事故的一切责任,主动要求大队给以处分。我以为我是一个党员,作为矿区负责人,应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应给以处分,为粗心大意、责任心 不强者戒。这样在我的历史档案中就留下了“记过一次”的记录。尽管有的知情者,事后曾为我“打抱不平”,说我不应该自讨苦吃,我却至今无怨无悔。然而,我 万万没有想到,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有的人提出西矿那次钻塔返工,是我故意破坏,如果不是241队党委特别是书记徐嘉楷秉公执言,掌握政策,那时我可 能就被逮捕法办了这是原华北地质局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的。14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旧事重提,“揭发”我在白云鄂博进行“破坏”,真叫我欲哭无 泪,有苦难言了。

我国地质工作,在50年代是兴旺发达的时期,地质队和地质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时代的宠 儿。不少作家、记者和文艺工作者都到过白云鄂博去采访、演出和体验生活,尤其是天津的青年作家鲍昌在队时间最长,我和他接触较多。他于1954_1955 年间两次到241队体验生活,并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质工作为体材的长篇小说。鲍昌才华横溢,热情似火,由于我比较爱好文 学,我俩年龄相近,性情相投,又曾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所以成了朋友,而且听过他介绍这部小说的梗概。遗憾的是,他后来被打成右派,这部小说未能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得到平反改正,著作颇丰,成为我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不幸英年早逝,于1989年2月20日猝然与世长辞。

小 说《青青的草原》的大意是这样的:为了加速内蒙草原某铁矿的勘探,以满足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矿产资源的需要,中央地质部派了一位老干部和年青的工程师来 到某勘探队,团结了原在那里的一位老工程师,整顿了队伍,加强了管理,建设起了一支思想上、作风上、技术上过硬的队伍,与天(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与地 (复杂的地质条件)斗,与敌人(土匪和暗藏的破坏份子)斗,并且克服队伍内部的保守思想,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小说塑造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原型 都是我很熟悉的,甚至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作为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斗争的典型,《青青的草原》描述了一个 大型隐伏矿床被发现的经过,这当然是指西矿。我认识鲍昌,就是从一次向地质部领导和苏联专家作西矿工作汇报时开始的。那一天我的汇报得到部领导和苏联专家 的好评,会后,一位青年人走向我,伸出了手:“我叫鲍昌,咱们认识认识”。从此他就追踪采访,多次向我了解西矿工作的情况。从交谈中,我很明白他要找出先 进与保守思想两个互为对立面的人物,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样鲜明对立的人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从1953年以来,西矿地质工作一直由我负责,整个工作过程 中,从领导到一般地质人员,都是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帮助,倒是我自己常常前怕狼、后怕虎,迟疑犹豫,白白丧失了一些时间。我不同意鲍昌这种虚构人物 的写法,他却说:“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历史”。我想也是,在我脑海中本来就经常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讲,西矿隐伏矿床的发现,确 是先进与保守两种思想斗争的产物。

那时,我刚刚读完苏联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觉得《青青的草 原》有许多模仿前者的地方,不仅在主题、人物安排上如此,而且在穿插一些爱情故事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这则故事并非鲍昌杜撰,而是确有其原型人物 的,我就是其中的主角之一。我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属于保守型,已往从来没有过什么罗曼蒂克的经历,即便是和我妻文兰,也好像是两溪清水,悄悄地、自然而然 地汇合到一起来了,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你追我赶。却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一场无头无尾的,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情的所谓爱情故事的一个主角,以致闹得沸沸 扬扬而成为鲍昌创作小说的素材。

前面讲过,白云鄂博西矿物探工作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成果,这是一支以青年 妇女同志为主的物探队伍,队长是一个叫N的比我还年青的女同志,由于工作上需要密切配合,我俩接触较多,经常在一起编图、分析资料和研究工作。这位同志工 作热情很高,技术业务能力很强,而且性格开朗、作风泼辣。那时我常常工作到深夜,而她也是一个工作起来简直玩命一样

的 人,白日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只有晚上才有条件在一起交流情况,研究问题,而她不论白天晚上,有人没人,在研究、分析资料时,常常是擦肩扶背,耳鬓厮摩,毫 不在乎。刚开始,我感到很不自然,十分拘束,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时间长了,我自己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总想看到她,和她在一起时, 觉得很愉快,虽然我们主要是技术业务和研究工作,很少涉及个人生活问题。

1954年岁末,241队按期完 成了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地质勘探报告的编写任务,召开庆功会,并为苏联专家举行宴会。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看书,天气严寒,外面下着大雪,气温至少在零下 30度。忽然,N推门而入,拍打了身上的雪花,在炉子旁边烤烤手,便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坐下来。她作为技术人员代表,刚刚参加了宴会,微有醉意,双颊绯红, 她长得说不上很漂亮,但那晚却显得很有光采,楚楚动人,我不禁怦然心动。那晚她说得很多,直到深夜,她说她家人都去了美国,只有她一个人留在了大陆。这事 我早已听别人讲过,据说她父、兄解放前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很有地位,解放前夕要带她一同到美国去,她却非留下来不可。我觉得她很爱国,有志气,这也是我对 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说着说着,她忽然抬起头来,用一双热情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柔声地说:“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朋友”。对这种直言不讳的话,我毫无思 想准备。此时此刻,我们相对而坐,伸手可及,瞬间,屋里一片静寂,只听见桌上的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我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 起码道德,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低着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惶顾左右而言他,把话头叉开去了。第二天,党委书记徐嘉楷叫我到他屋里去。他这个人很能联系群 众,找我去谈工作和别的什么是常有的事,可这次却感到有些不同往常,N也已经坐在那里了。徐嘉楷说:“主、东矿的报告已经提交了,明年工作重点将转移到西 矿,你们俩在一起搞地质物探综合方法,配合得不错,想听听你们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我们分别谈了一些意见,他未加表态便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不知从什么事情上 引起,他问起我:“你爱人和孩子们现在怎么样?”这样的问话,在我听来,无非是领导关心的一般表现,N听了却显得十分诧疑,紧接着话茬说:“怎么?小胡他 已经结婚了?”徐嘉楷似乎不经意地笑着说:“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的爱人很不错呢,原来是解放军,现在地质部工作”。N看了看我,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没有听他讲过?”我显得十分尬尴,好像是我故意隐瞒似的。我有妻子儿女,在周围同志中,尽人皆知,她又没有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我那能在一个年青的 女孩子面前,自报“年方而立,家有贤妻”呢?不管怎样,她递给了我一个信息:过去她确不知我已结婚,而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心里倒踏实了。从那以后,我们仍 然交往,在一块工作得很协调,

她仍然和我擦肩扶背,耳鬓厮磨,我却没有了那种异样的感觉,像一般朋友那样 的自然,当然,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像那晚那样的事。几个月后,她回到北京,从此我们掀过了历史的一页。也许对N来说,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意义,而是 我自己过于敏感。这个原本不是爱情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一个编织的爱情故事却正在形成。徐嘉楷和我们谈话不久,从不同渠道传来的一些闲言碎语,使我很是烦 恼了一阵,而且我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对人大骂我一通。原来他想和N搞对象,托我从中牵线搭桥,我答应了,而且也曾和N谈过,她一口拒绝了。那次我和N的 深夜长谈,经过人们推演渲染,成了一则浪漫的故事。这位朋友信以为真,以为我不但没帮他的忙,反而别有用心,挖他的墙角。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时,鲍昌正 在队上体验生活和采访,他当然会了解到这些情况,不管他信与不信,却为他创作小说增添了爱情内容:年青的女物探队长爱上了一位年青工程师,虽然明知他已有 妻子,却痴情不减,结局好梦不圆。当然,模特儿并非我一个,还有一位当时的地质科长,工程师李某,快40岁了,还是单身。我也听人说过,他在追求N。

前 面说过,我觉得鲍昌的这部小说 ,有模仿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嫌,他所创作的女物探队长爱上年青工程师的故事,和《远》书中女绘图员然妮亚追求工程师阿列克赛的情节太相似了。 当年我曾就此向鲍昌提出过我的看法,他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而过。不知为什么,事情竟然这么巧合,我所读过的《远》书,还是N送给我的,她在书中圈圈点点, 有的地方还加了眉批,可见她也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

在我写这一段短暂的“浪漫史”的时候,我始终怀着对老 领导徐嘉楷深深的怀念,事后我重温这段历史,才体会到他用心良苦。那次他和我以及那位女同志的谈话,显然主要不是为了工作,他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解 开一种本来不应该有的感情纠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帮助我“悬崖勒马”,避免了一场道德危机。他的帮助的方式是那样巧妙,使你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这种 帮助。在前边我曾经提到过,他曾在政治上给我过很大的帮助,使我免受了一场牢狱之灾,而今又在个人生活上给我关心,使我没有陷入感情的烦恼,甚至犯错误。 几十年中,我曾有过好几位直接领导,唯有他是我最难忘的。遗憾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他过早辞世,我已不可能向他表达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了。

正 当我忘却烦恼,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1955年五、六月间,以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为序幕的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241队也掀起了一场风 暴。由于我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复杂”性,见微知萌,我敏感到这场风暴很有可能刮到我的身上,却没料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猛。运动开始不久,就实际上停止了我 的支部委员职务,开会不找我了,包括非党员在内的积极分子会议也将我排除在外了。此时,西矿全体工作人员回大队边参加运动边进行室内工作,大家都集中在一 个大办公室里。我察觉到在我领导下的人员开始对我有一种异样的眼光,特别是几个参加了积极分子会议的小青年,平日和我是非常要好的,这时却失去了往日的亲 近和热情,而且经常对我流露出警惕的神色。我和他们是睡在一条土炕上,有时我夜里起来到外面小便,总有人随后跟来解手,我明白我是被监视起来了。运动开始 不久,我正和全体西矿人员在大办公室里工作,突然,肃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了公安人员来在我面前,出示了搜查证,我大致还记得上面写着:“因与特务有联 系,依法进行搜查”云云。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挨了一闷棍,一时不知所措。刹那间,又闪过了过去电影中所看到犯罪分子被搜查、被逮捕的镜头,想不到这样的事 情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我意识到办公室里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他(她)们一定会产生种种疑团,说不定会猜想我竟是一个潜伏特务。我感到羞辱难当,无地自 容,一种委屈,伤感,怨懑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几乎就要哭了,但立即镇定下来,强忍着眼泪,以沉默来面对着这尬尴难堪的局面。搜查人员取走了我所有的日记 本,信件和照片,又叫我带他们到宿舍,把衣物都翻腾遍了,甚至把棉被也折开来,查看里边夹有什么罪证。在这过程中,我像一个被押解的犯人,任人摆布,自尊 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我有一个经常记事的习惯,一个个本本中,开会记录、工作记事、学习心得、日常感怀、杂七杂八,什么都记,这次抄走的竟有20余本之 多,信件也有一大摞。抄走后,肯定是有人逐页逐字检查的,试图从中发现“反革命”的罪证。身为一个中共党员,我可以把这次搜查当做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作 为一个爱国者,可以认为这是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所采取的特殊的权宜措施;但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毫无根据地被搜查,现在看来是很不正常的, 也是不合法的。这种方式看来是从查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开始的。1955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分三批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编 者所加的按语,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来出单行本,并加了一个“序言”。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表明批语和序言都是毛泽东亲自写 的。老实说,当时我读了这些材料,也都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并且赞同“批语”和“序言”的观点,同时也没有对获得这些材料的方式及其合法性产生过怀疑。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胡风事件”彻头彻尾是一场大冤案,所谓“反革命材料”,或是断章取义,或是张冠李戴,或是隐去当时的具体环境和历史条件,倒是如 “序言”中所说“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这三批材料大部分摘于“胡风集团”中人相互来往的信件,不言而喻,也是“依法搜查”出来的。一年以后,我 被抄走的材料都还给我了,事实证明,在我的所有材料中,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而检查它的人也比较实事求是,不然我可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被 搜查之后,我越想越不通,干嘛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我去找党委组织部长、政治处主任发牢骚:“搜查我,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一声?”他笑了:“先通知你,那 叫什么搜查?”。并像往常一样宽厚地安慰我说:“搜查一下,对你也有好处嘛,证明没有问题,不是更好吗!”回到办公室,面对本是十分熟悉而今却显得有些陌 生的西矿工作人员,我心里十分不平静,然而一大堆工作还摆在我的面前,作为矿区负责人,我不能不以极大的克制来掩饰自已内心的痛苦,表面上就像是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一样,我照样召集开会,布置工作,检查质量,对工作不得力者给予批评。多少年后,一位曾参与搜查工作的同志对我说:“你当时真不简单,表现得那 么镇定和坚强”。其实,我那是“装”出来的,几乎像是在演戏;我是在用紧张的工作来驱赶内心的痛楚,只有在忙碌一天之后,夜深人静躺在炕上时,才恢复那个 真正的我。但是,这时我只是感到委屈和自尊心受到伤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想不到当时有人就想把西矿一次钻机按装返工搞成为一次反革 命破坏事件。关于这件事,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不再重述。

1956年初,241队撤销,但我还是在被 审查中。我怀着一种郁郁的心情,带领西矿工作人员到张家口地质部华北地质局,编写西矿地质勘探报告。这时我妻文兰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适逢春节,许多人都 放假回家过年了,北京、张家口两地相距甚近,我已经三年没回过家,我写信告诉文兰,这次要回家过春节了。但是到了除夕那天,我正要起身到车站的时候,有关 人员忽然来通知,由于我正在被审查,暂时还不能回北京。除夕之夜,我的情绪坏透了,一个人在一大间空荡荡的屋子里,感到无边的惆怅和孤独,而在那不算太远 的北京,我妻子望眼欲穿,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等着爸爸。

1956年春,我在张家口按时完成了白云鄂博西矿 地质勘探报告,提交铁矿石储量×亿吨,稀土储量×千万吨,是仅次于主、东矿的第三大矿。至此,241队在白云鄂博的任务全部完成。1980年4月,在中央 地质部举行的评功授奖大会上,授与原241队功勋地质队称号。但这个队早已不复存在了,其主要领导者、党委书记兼队长徐嘉楷和其他许多人也已作古。只由原 副队长总工程师严坤元代表当年奋战在草原,为内蒙的建设事业当先行,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241队全体职工,接受了这个荣誉。

一 九八一年秋天,我在包头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后,重访了阔别已经二十六年的白云鄂博。虽然我知道离别这里后,二十六年来白云鄂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一下 车,眼前迥然不同的景象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当年象几朵白花点缀在绿色草原上的蒙古包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繁华的城镇。一幢幢楼房掩映在绿荫之 中。楼侧的几排土房还保留着这是我们当年居住过的地方,它可以作为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了。向北望去,当年那巍峨耸立的白云鄂博山主峰已 不复辨认。山顶几乎被削平了,代之而起的是用矿石堆成的长堤,蛛网似的高压电线,纵横交错的盘山铁路,挥动着巨大手臂的电铲和奔来驰去的电机车。如果不仔 细辨认,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当年那个庄严、宁静、朴素的白云鄂博!当我再次登上白云鄂博山的时候,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当年我们在这里指点江山,憧憬未来的 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青年人美好的想象一一变成现实,以致我感到我是那么熟悉这一切原本陌生的景象。

七、 风 风 雨 雨

(1956.5_1966.8)

1956 年春,我正带领一个队在内蒙大青山一带进行稀有矿产普查工作,一个加急电报把我调到了河北省。除1958 年在张家口地区但任过小五台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之外,至1962年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主要是在保定地区进行矿产普查和勘探工作,担任保定综合地质大队的技 术负责人兼地质科长。我曾领导过铁、铜、铅、锌、石棉、云母、煤田等矿产的普查勘探,也负责过建材以及水源地的勘探工作,是地质行业的“杂家”。主要工作 地区是在太行山的涞源县,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出了名的贫困山区;在“备战”时期,是河北省和首都的“小三线”。地质工作对那儿的“脱 贫”以及河北省的工业发展是作了一定贡献的。经过五、六年工作,保定综合地质大队向国家提交了中型铁、铜 、铅锌矿床5处,大型石棉矿1处,遗憾的是,在我负责地质技术工作期间,对涞源地区找矿远景,只得出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概念,并无重大突破; 一个大型锌钼矿床,还是在我离开那里后,经过进一步工作,才作出最后评价的。我在保定地区工作的七年间,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三次重大事件:1957年 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_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我调到河北省野外地质队后,组织上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把文兰也从北 京调到了队上,对于这次调动,我至今后悔莫及。姑且不说野外驻地流动性很大,拖家带口,在处理家庭生活方面,有很多困难,单就她本人的政治生活而论,到队 只有几个月,就赶上了反右派运动,糊里糊涂地被推到了“右派”的边缘,被批判斗争,最后以“十大罪状”被开除团藉,行政降级处分,给精神和身体造成了严重 的创伤,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这次调动可真算是得不偿失了。

关于反右运动,已出版了许多著作、 文章和文件,这里只着重指出,在错误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单位 的反右运动,掺杂进了许多个人因素,给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甚至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以可乘之机。这些人以“左”的面貌出现,或为了保自己,或为了捞取政 治资本,甚至为了打击报复,不惜牺牲别人,把别人的政治生命、精神痛苦甚至生活出路,都视同儿戏,也就是说,把他们自己的春风得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基 础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受到过冲击,但他们恶习未改,一旦得势,又旧病复发,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他们是地道的“变色 龙”,而其中心问题却始终不变,那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然而,就是这一类人在反右运动及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作为“积极分子”而得到重用,因此人们常称之为 “永远积极分子”或“当然左派”,实际上却为党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我国当时民主和法制很不健全,对右派的处理上,既不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 又常常不经法律程序,特别是在行政处分和党内处分上,往往决定于本单位甚至个别领导的一句话,有的极其不负责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保定综合地质大队的反右运动中,以开始批判本单位具体对象为分水岭,我的思想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作 为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报纸上发表了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一些著名人士的“呜放”言论。我当时不清楚“放”出这 些言论的背景,也不知道报纸上发表的这些言论是否完全反映了本人的原意,但就字面而言,却是触目惊心的,引起我极大的愤慨。我生长在旧社会的底层,深知国 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尽管由于历史问题,有时感到有些委屈和受到压抑,但从解放后的所经、所见、所闻,完全能够 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后的七年,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和提高,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对我来说,任何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从感情上讲,都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击”的言论和 文章,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特别是从1957年6月14日至7月1日之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 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当时,我也是一个反右派运动的坚决 拥护者。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毛选》第五卷,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反右运动的文章,如:《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 月),《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 攻》(1957年6月8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及《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 数》(1957年10月13日)等,这使我对于反右派斗争的蕴酿、形成、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达到的。毛 泽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和观点,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但有的却表现得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扣政治帽子;再加上在策略上采取了“钓鱼”,“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或者像有人所 说“引蛇出洞”,使得大批曾向党提出过正确的、不完全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但却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人,被网入“右派”之列,开创了党内和国家不正常政治生活的 先例,并给一些钻营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反右派运动在基层开展起来以后,我的思想上很迷惘,很混乱,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对全国著名“右派”的批判,确曾引起 过我思想共呜的话,第二阶段在基层开展起对所谓“右派”言论的批判后,我就有些不知所从了。首先是兄弟队一个女工程师被批判,她在白云鄂博时曾和我一起工 作过,是一个工作能力较强、认真负责的同志,在该队整风初期,曾作为群众代表被邀参加地委召开的整党座谈会,但回到队上后,由于对个别队领导作风提出意 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在我所在的单位,一开展“四大”,就乱箭齐发,在职工中掀起了互揭、互批的高潮,从一般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至生活琐事,上纲上 线到政治立场问题,甚至对别人的言论,加以演绎或歪曲,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的群众对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后来却被冠以“反对党的领 导”的罪名。一种极不正常的表现是干部中的小圈子作风。有那么一部分人,一天到晚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今天给这个人提意见,明天给那个人贴大字报,唯独不 涉及他们“圈子”的人,而且只准“我”放,不准“你”辩,否则就是不虚心,对抗运动,招致批判升级。最后,在领导的意图下,把批判的靶子集中到少数几个 人,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会小会乱炮齐轰,使被批判者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只有低头认罪。在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我感到队上的反右运 动有些“变味”了,特别是在我妻文兰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之后,我思想上的疑虑就更重了。只是由于她对本单位、部门个别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意见,便给她扣上“十 大罪状”,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二是“反对民主集中制”;三是留恋旧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再加上“同情右派”。文兰有许多缺点, 例如看问题片面,性情固执,工作方法也简单等,唯独在上述三个原则问题上,确是绝对地相反的,这是由她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我对 此更清楚的了。文兰是我的妻子,我不能不关心她的痛苦和前途,但我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应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领导的决定,而且要“和群众站在一 起”,加上我自己思想上软弱,怕“引火烧身”,所以不论对外和对文兰都将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对外,我采取了“回避”和“超然” 的态度,不表态,不发言;对文兰,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只讲大道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甚至附合一些人的调儿,也说一些违心的话,这使她更加痛苦, 说我也对她不了解。现在想来,当时我对外采取“回避”,可能是较为妥当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否则,不仅无助于使她摆脱困境,还可能把我自己也陷进去,后 果不堪设想,反右运动中,夫妻双方同戴右派帽子的事,是不鲜见的。然而对文兰那种“僵硬”态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了。那时她四面楚歌,孤立无援,身心憔悴, 痛苦万分,正需要我这样的亲人给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实质上的帮助。如果我能够实事求是地和她交流思想,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不是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事情也许不致于发展到后来那样的地步。然而我却觉得那样做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我相信“事无不可对党言”,却 不能“事无不可对妻言”,那样是违犯组织原则的。因此,我对文兰的生硬的说教,对她毫无帮助,反而使她更加感到孤立和思想不通,乱了方寸,更是无法应付当 时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注定是要吃苦头的。

反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 难,这里没有必要回顾我们个人这一段辛酸的历史。然而可悲而又可笑 的是某些人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看得高于一切,却对别人政治生命视同儿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右派”改正工作,但文兰单位以不曾划为“右派”为藉 口,拒不给于改正,只是在她上诉和上级组织过问的情况下,才给落实了政策。然而当她要求恢复团藉的时候,却发现在档案中实际上并没有开除团藉的记载,而视 为她自动脱团了。

1958年,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即所谓“三面红旗”。如果说在反右运动中,我还有过怀疑和迷惘的话,对这“三面红旗”,我当时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和自觉的执行者;其原 因:一是我满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相信他所说和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并不直接涉及我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二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自豪感。从这 些出发,即使今天,我仍然认为毛泽东和党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主观上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 为了一党或个人的私利,这是在良好愿望下所犯的错误,是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祸国殃民政策在本质上根本不相同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 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机可以理解,教训确是极 其深刻而且沉痛的。

“大跃进”运动中,在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搞起了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过后看来,这 是十分可笑而且是违反科学的,但在当时,我却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大搞钢铁,地质先行,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我不辞辛劳地奔跑在野外第一线,为寻 找矿产资源竭尽全力,而且经常直接参加到地方上的小、土、群的炼铁洪流中去。每当夜晚,我看到小高炉、小土炉的熊熊烈火在燃烧,就不禁激动万分,仿佛回到 了革命战争的年代,烈火在燃烧着敌人的炮楼,却没有想到这烈火其实正在烧掉人民几年来刚刚积累起来的家底。地方炼钢铁,原料主要来自从群众中收集来的所谓 “废钢铁”,和地方上的小型铁矿。收集废钢铁是有指标的,以致把锅砸烂,把门吊、门环取下交上以完成任务,这些现在看来是极其愚蠢的事,当时却被认为是人 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实多是强迫命令而不是自觉的。至于地方上的小型铁矿,有许多是小而富,适于地方小型开采炼铁,倒是为后来地方上的小型炼铁厂打 下了基础;更多的是开采了一些含铁量极低,杂质甚多甚至是含铁硅酸盐的岩石。我到过这样的一些地方,作为一个地质人员,我当然知道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根本 没有开采的价值,也曾向地方上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但为了不给地方上“泼冷水”,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说话是婉转的,不坚决的,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说明 我自己缺乏为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大跃进”运动中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 信”。从哲学上来讲,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应用于实际,正 如列宁所说,真理超过一步,就变成谬误。在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打破各种规章制度,搞什么事情都是“全民”、“大搞”;在农业上提出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美其名曰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了。其实,“破除迷信”,所破除的是旧 的迷信,甚至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却建立起新的迷信,这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如果我们从正确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口号,那么,彭德怀应该是“解放 思想,破除迷信”的打头阵者,却反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哲学上和实践上就是比较完整的了。“解放思想,破除迷 信”反映在地质工作上就是“以钻探为纲”,打破一切规章制度和规范要求,在矿产储量的预测和计算上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河北省地质局一位副局 长到云南参加现场会议,回来就讲:人家可以打“梅花钻”,钻探速度大大提高,我们为啥不能?所谓“梅花钻”,完全是为了追求钻探进尺,不考虑地质效果的一 种极其错误的做法,却用来在地质队加以推广,以致变成钻探不是为地质找矿服务,而是地质为放钻探卫星服务。在地质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规范、规章制度被破除 了,原始记录简化到只有数字没有地质,地质报告几乎成了统计报表;普查找矿仅根据粗略观察和少数块样分析结果,就大放储量卫星。我作为一个地质大队的技术 负责人,对此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即使如此,在后来的“反右倾”中,我仍然被认为有右倾保守思想被迫进行了检查,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善意地批评我“小手小 脚,顾虑多端,缺乏冲锋陷阵的勇气”,就是说,思想“解放”得还不够。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一再发展,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 苏联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_1961年的三年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低指标,瓜菜代”的生活条件下,全国相当普遍 地发生了浮肿病,我所在的地质队也不例外。我当时对营养学一无所知,开始时对那么多的人浮肿产生了怀疑,觉得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浮肿起来 呢?莫非是美帝国主义像在朝鲜搞细菌战一样,又在我国搞什么名堂?由于瞎指挥,保定地区不论土质如何,大种红薯,于是红薯刚下来吃鲜红薯,然后吃红薯干, 最后吃红薯面,而粮食定量每月只有24斤,每顿只能吃三两红薯面饼,加上一碗没有油星的菜汤,还得到野外进行工作。有一次我从山上下来,走到离驻地还不到 1里的地方,心里发慌,眼睛里冒金星,怎么也走不动了,路旁有个卖柿子的,花了两元钱买了两个柿子,吃下去,才有了一点力气走回去。我和文兰两个人的定量 还不能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两个孩子当时上寄宿小学,每周末回家,总得给他(她)们改善点伙食,所谓“改善”,其实就是不限量地让他们饱饱地吃一顿红薯面 饼子。孩子们年纪虽小,却很懂事,总是一方面盯着锅里热腾腾的饼子,一方面却问:“妈,哪是我的一份?”文兰说:“随便你们吃!”有一次,我到学校里去看 女儿,在没人的时候,她拉拉我的衣襟,悄声地说:“爸爸,下次你再来时,给我带块咸菜来”。我蹲下身,抱了抱她,望着她那天真却瘦黄的小脸蛋,眼睛不禁润 湿了。根据统计资料,“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 倍。”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69页,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使我痛心的是,即使在旧社会的大灾荒和霍乱病流行的年代,我家也没死过一 个人,而在1960年,我二姐却因饥饿而死了,还不到40岁。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不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人祸相类比,但对于人民造成的痛苦却 并无两样,这就是动机与效果统一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了。

尽 管三年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但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可以看到,党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和满腔热情, 领导人民度过困难。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取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甚至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和人 民同甘共苦,对全国人民起了表率的作用。当时党的威信仍然很高,令行禁止,人民相信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困难一定能够被克服。勿庸讳言,当年那 样的困难如果发生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了。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了七千人 大会,会上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会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了政治关系,例如检查纠正了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错误,对在“反右倾”等 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等等;在经济方面不论工业和农业都采取了许多果断的、 积极的措施,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就在这个时候,我被调到了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地矿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然而,未 将文兰同时调来。我一向对个人生活问题考虑不细,对家庭安排更无长期计划,对此毫不在意,留下了后遗症,给我生活上造成了不少困难。

1963_1965 年,我国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在城乡进行了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例如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农村工作中批判“三自一包”,外交战线上批判“三和一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教育战线进行了 许多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这些错误的倾向和做法,“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还没有成为支 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98页。在这种形势下,地质工作又 提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就是在这时成立的,我是第一批调入的技术骨干之一。建所初期,人们精神振奋,学术空气浓厚,所风朴实严 谨,我作为矿床室技术负责人,先后领导了中条山钴矿、辽宁后仙峪硼矿的课题研究工作,时间短暂,成果一般。“1946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 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大规模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开始布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00页。地质 工作的重点也向三线转移。华北所组织了三个较大的研究队,分别参加了西南和西北的铁矿会战工作,我作为技术负责人和研究队队长,先后于1965年和 1966年,领导了四川盐源矿山梁子铁矿和四川会东满银沟铁矿课题的研究工作。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任务带学科”,看来这个提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课题 研究人员,为了祖国的安全和繁荣富强,不图名,不为利,夜以继日地拼搏在荒山峻岭,克服种种困难,不到半年,完成了大量的野外地质工作,提交了一份比较完 整和系统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与基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火山沉积热液充填接触交代铁矿成因”模式,这比我国在60年代晚期引进的火山铁矿成因理论和70年代提 出的玢岩铁矿成因模式,都要早几年。可惜当时大三线的工作是保密的,主要是提交研究报告,不提倡写论文,加以时间短,未及作更细致深入的工作,因此没有人 写成论文公开发表。

盐源和会东均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我踏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 概,南抵金沙江,北经大渡河和泸定桥,中间经过大凉山,那是刘伯承和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地方。此时这里的经济文化仍然十分落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 山区彝民几乎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我曾和彝族老乡有些接触,他们住的是由树木和草枝搭起的极其简陋的房屋,人和牲畜住在一起;他们除了牲畜以及身上披的 毡子和一口锅之外,屋里几乎一无所有。我递他们一支烟,送他们一盒火柴,他们便很高兴。这里的穷困程度极大地震撼了我,关键的问题在于交通。这里矿产资源 十分丰富,如果早日勘察清楚,便会带动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区内经济文化的提高。因此地质人员在这里的使命,不仅为国防建设服务,而且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1965 年春,报纸上发表了“党的好 干部”焦裕禄的动人事迹,他生前是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群众纷纷出外逃荒、要饭。他坚持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努力改变了兰考面貌。他虽身患肝癌,仍坚持工作,获得 了兰考人民的衷心爱戴。报纸上发表关于他的事迹报导的时候,我正住院动了手术,躺在病床上,流着眼泪读了几遍,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向焦裕禄学习,创口还没 有完全愈合,便提前出院,动身前往四川会东的满银沟,和先期到达那里的科研人员一起,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为三线建设而进行 的地质研究工作中。不料,风云突变,祸从天降,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一场大规模的、给我国人民也给我 自己带来极大灾难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八、 人、“鬼” 之 间

(1966.8_1977.11)

“这 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 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中国共产党的七十 年》,408页)。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为林彪、江青这类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活动的机 会和条件。然而,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默许甚至提倡对自己的个人祟拜,重用林彪、“四人帮”,打倒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些和他共患难的战友,却具有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征。

《十六条》公布前,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从1965年11 月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发展到批判“三家 村”,以及接连发生了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和报刊上声势汹汹地政治批判。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 社论,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在会东满银沟,一个只有200来人的地质分队,也在开始抓“三家村”了。他们真的 抓出三个20多岁的技术员来进行批判。现在想起来,这种作法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政治气氛中,批判会还是开得很正规的。按规定,我们研究队应参加 所在地质队的学习和运动,作为研究队队长和仅有的两个党员之一,我和兼任指导员的另一个党员商量,决定研究队成员参加地质队的学习和有关会议,但对具体批 判对象不发表意见。这是当时较为恰当的选择,而且是我们还能够掌握的。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 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还发表了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和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8月1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掀起了对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以及批斗、抄 家、侮辱、殴打、迫害的高潮。此时,华 北所派来了第二批人员接替我们的工作,我和第一批人员一起于11月间回津参加运动。在工作交接过程中,我本着一贯作风,主动地、毫无保留地向第二批带队人 某某介绍情况,认真负责地作了交代。然而我回到天津不久,他就寄来了大字报,揭发我在满银沟的种种“问题”,从内容上看,不是无中生有,便是颠倒是非,而 且第一次提出了我的“历史复杂”。这类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说俯拾皆是,不足为奇,但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针对我的大字报,对于我个人起了“划时 代”的作用,故颇有记忆。某某后来参加一派“造反”,接着又“反戈一 击”,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当了头头,呼风唤雨,风云一时。此人曾自称参加四清“工作队时,默许社员吊人、打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队伍”运动 中,不仅是抓“阶级敌人”的干将,而且亲自动手打人,甚至连自己的恩师也不放过,其表演也是够淋漓尽致的了。

在 返回天津的途中,红卫兵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西昌的一个“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抄来的 “四旧”,其中是从一个历史上有过某些问题的人的家里抄出来的《三字经》,红卫兵把“反革命”与“四旧”联系起来进行批斗。看到这里,我不禁大吃一惊,按 照上述标准,随便给我按上一个罪名,就够我喝一壶的了,我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解放后15年来,我几乎一直在被审查,但我相信只要一有党和毛主席的 领导,二有政策界限,三自己能正确对待,最多受点委屈,还不致于把我怎么样。但一到成都,这种想法就动摇了。我住在四川省地质局招待所,省局党委书记、原 河北省地质局党委书记某来看我,他说,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已造了地质部的反,也来成都造四川省地质局的反来了,他为保护省地质局,已经几天几夜没离开办公 室,局党委也已经不能控制局势了(后来他被人批斗,打断了一条胳膊)。这使我感到十分困惑和茫然不知所措。经过北京,火车站全变了样,乱哄哄的。这时,我 还不大清楚这种严重混乱的局面其实是毛泽东自己发动起来,并加以肯定的。他早就说过:这表现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而我却仍然 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本人的“纠偏”上。

我在野外期间,文兰回天津治病,顺便代我照顾两个正在念初中 的 孩子。但我回到天津,一进家门就懵了。文兰不在了, 家里乱糟糟的,只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说:“妈妈回地质队去了”。我看了文兰留下的信,她说,队上来了人,说工作急需,她回队上去了,信中充满了 喜悦和决心。看了她的信后,我在心里连连叫苦:“文兰,你好糊涂呀!”当时国内形势清楚地告诉我:所谓工作急需云云,纯粹是骗人的,实际她是被“揪”回去 了。文兰虽然从旧社会中来,而且已过中年,但社会经验十分缺乏,单纯得有时显得十分可笑,在反右运动中吃了亏,却还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即使看清楚当 时她自己处境的危险,也无济于事,像我俩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说是“在劫难逃”。此刻,我像是塌了半边天,乱了方寸,不知所措,又不好和孩子们讲, 只好把痛苦和悬念埋藏在心里。文兰是一个性格倔犟又没有心计的人,而且常自以为是,受不得委屈,反右运动中受到剌激,生过癔病,好容易病情有所好转,在这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下,她能受得了吗?果然,几天之后,她来了信,一切都明白了。

就像唐僧历经“八 十 难”之后,还需再经一难才凑够“八十一难”之数,她回队后就立刻被挂牌游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 年的痛苦生活。她身体本来极度虚弱,身边又无亲人,在运动中被侮辱、被批斗、被殴打。特别是我曾得罪了的一个吕某,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但这次和在反右运动 中不同,她表现得比较坚强,至少是比我坚强一些。在反右运动中,开始时,她像少儿时代一样,倔强而又固执,几乎是和某些大字报对着干,但后来在强大的政治 压力下,为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和照顾一双年仅四、五岁的儿女,只好逆来顺受,任人践踏。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是横下一条心,对于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 词,一概不承认,这就给她带来更多的迫害,特别是保定地区派性严重,武斗成风,她在夹缝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 她备受折磨,身体几乎无法支持的时候,当地贫下中农要套车让她逃走,但她此时已是五十岁左右,不像二、三十年前 那样“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了,况且那时我在天津也已被打入“另册”,家已不是她的避风港了,那里还有她的去处?事后我曾问过她,是什么力量支持她那样坚强 地活下去?她的回答现在看来实在是政治上的幼稚,她说:“我相信毛主席”。此外,她说,当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横竖最大不过是一死,死都不怕了,还怕什 么?文化大革命后,和我熟悉,文革中曾和她在一起蹲牛棚的一些老同志对我说,一个女同志能那样坚强,也真不简单。当然,代价也是很大的,至今还在身上留下 一些难以根治的病症。

在我从野外回到天津以前,原党委书记已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 了 出来,成立了临时的“四人党委”和 文革筹委,领导全所运动和工作。起初,还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按处室进行学习和批判活动。“四人党委”虽然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但形式上毕竟还 有个“党委领导”,没有“天下大乱”。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煽恸 下,北京后来又扩展到全国,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大体都分成了两大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狂潮也蔓延到华北所,“四人党委”连 招架之功也没有了。华北所分成两派群众组织,除了全国因素外,还有其本身的特点。建所初期,从华北各省、自治区和其他方面选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由于历史原 因,这些人绝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些人特别是技术骨干,本人还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与技术人员形成鲜明对比, 党政干部和工人多数出身好,党员所占比例较大。技术人员集中在研究室,而党政干部则主要在政工部门和职能处室。这种人员构成和分布,自然地形成了以党政干 部、工人为主和以技术人员或者说知识分子为主的两个“阵营”,在文化大革命中,前者比较容易接受唯成分论或血统论的观点,后者则易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 响,特别是当前者以唯成分论和血统论为思想武器,把矛头指向一部分群众的时候,后者则拿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武器来进行反击。两派的绝大多数群 众主观上都自以为是“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不知风源都来自在毛泽东本人支持下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谓“群众运动”,实则为“运动群众”, 他们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所提出或强调的什么口号,都是实用主义的,都是为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群众成了真正的“阿斗”。

1966 年12月间,华北所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组织,以党政干部和工人为主的一派叫16条战斗队,后叫卫东兵团,是 少数派;以技术人员为主的一派,叫东方红公社,是多数派。东方红公社的绝大多数虽然不是“红五类”,但选出的头头却都是出身好、历史清白的青年人,他们平 时都是老实巴交,不大喜欢出头露面,这时却被推到了前台,甚至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时势造英雄”吧!然而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华北所的 形势发展绝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了,于是在小小的华北所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胜者王候败者贼”的悲喜剧,这些人后来在清理队伍运动中,首先作为“站错 了队”被审查,文化大革命后,又在清查“五种人”时被作为审查的对象,其实,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是时代的悲剧。

由 于华北所的“小环境”以及我本身的具体情况和思想倾向,我参加东方红公社是合乎逻辑的。但凭心而言,我并不愿意 参加任何一个群众组织,明智的做法是当一个逍遥派。经验告诉我,在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中,我都可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至少是一个“擦边球”,在文化大革命 中,恐怕是在劫难逃了。况且,一些人的大字报中,点名或不点名,我已是矛头所向的主要对对象之一,在两派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参加任何一个组织,都无疑 是引火烧身。然而,毛泽东曾号召干部“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逍遥派被认为是对领袖不忠的表现。再则,如果不参加一个群众组织,更会叫人 认为我确实有问题,“怕”字当头,是不想“革命”了。这种矛盾心理,一直贯穿在我被“揪”出之前的整个过程中。

我 是东方红公社的一个成员,但并不赞成一些人的做法。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东方红公社把政治处的干部和一部分党员 领导干部,当做批判、斗争的对象。一天傍晚,大喇叭广播要东方红公社社员到所里紧急集合,我也去了,才知公社决定到一些干部家中查抄“黑材料”,而且人已 经派出去了。我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是错误的,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旗织鲜明地反对这一做法,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一位同志并且拿来中央军委禁止抄家的命令,一 场大规模抄家的错误行动避免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做了一些,例 如在群众围攻某些党员干部或两派群众对峙时,我都做了些劝解和调和工作。可是后来东方红公社挎掉,我被当做“牛鬼蛇神”揪出时,一些人“反戈一击”,揭发 我“挑动群众斗群众”,仿佛我成了许多错误行动的罪魁祸首之一。其实,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群众之间的对立了,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同一个党支部,党小组的党 员,转眼之间,变成了死对头,这在我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过火的行动,我是不赞成的。退一万步讲,就以个人利害来说,我也不愿看到两派的严重对立,因为我 很清楚,派性斗争越严重,我就越会成为一派甚至两派批斗的靶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像我这一类有“辫子”可抓的人,最容易成为派性斗争的牺牲品。

1967 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全面夺权”的行动,这股风刮到了华北所,突然之间,“东方红 公社”夺了“四人党委”的权,成立了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摧挎了“16条战斗队”,但这个革命委员会先天不足,主要是没有干部、上级权利机关或军队的支 持。“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个以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为主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且缺乏组织经验和政策观念,因此一开始就犯了一系列错误。 他们把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原党委书记的爱人揪出来批斗;把原政治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勒令进行检查;对于一些表示承认“错误”,向“东方红公社”靠拢的群众 和干部采取了冷漠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极左来反对极左,一派掌权,依然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的产物。我同样也 受着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或蠢事,例如写大字报批判某些干部,或做他们的工作,动员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甚至藉探 亲的机会,到我老伴所在的单位表态支持一派,造成不良后果,给我自己和老伴引来一场灾难,可说是咎由自取。

形 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华北所被“摧挎”的一派组织,又重新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卫东兵团,并以批判原党委书记执行 修正主义路线为由,点名或不点名地“揭露”出了他所重用的“坏人”,而这些人又几乎都是东方红公社的成员。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 公”,目的在于证明东方红公社组织不纯,本质上依然是派性作怪。在此期间,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公布了所谓《公安六条》,规定了几类人员属于敌我矛 盾性质,其范围之广,几乎把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稍有不满表现的人一网打尽。这个文件一出笼,卫东兵团就以此 为武器,向东方红公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攻心战,加之军队派出宣传车在院内进行高音喇叭广播,搞得东方红公社特别是所谓“坏人”们心烦意乱。这个《公安六 条》是套在东方红公社特别是像我这类人头上的“紧箍咒”,成了一派手中的法宝,从此我陷入了非常尬尴和艰难的境地,只能是为生存而挣扎。在这一期间,不少 好心的同志在明里、暗里保护我,帮助我,为此担上了“包庇坏人”的罪名,而在以后的清理队伍运动中受到迫害或冲击,我对他们深为感谢,并怀有歉意。

凭 心而论,这一期间派性斗争虽然一再升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毕竟只限于动口、动笔,基本上没有发生武 斗和打人事件。1967年9月,华北所实现“革命大联合”,1968年3月,成立了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职工委员会”。本来,我内心深处是非常 拥护大联合和建立真正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的,理由很简单,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群众可以不讲政策,一部分人可以为所欲为,对我自己也是十分不利的,而革 命委员会应该是不会乱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又是大错特错了。

和全国一样,华北所的革 委 会贯彻执行的,仍然是一套“左”的方针,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布署, “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华北所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大难临头了。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权力机构的领导、支持下,以 “群众专政”的形式来进行的,使你只能“低头认罪”,处于被剥夺了辩护权利的地位,而且刑、信、逼、供合法化造成了“红色恐怖”,风声鹤戾,人人自危。有 这么一个人,他在“反戈一击”之后,成了清理队伍运动的积极分子,当上了大组长,今天揪这个,明天批那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殊不知“福兮祸所依”,他 只顾自己革别人的命,却积怨甚多,别人也正在伺机革他的命,一不小心,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一张大字报把他从组长的宝座下拉了下来。后来听说,这个人其实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好心的群众看他“小人得志太猖狂”,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在清理队伍运动中,以各种名目被“专政”的人有五、六十人 之多,占全所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科技人员,八级以上工程师10人无一漏网;组成了三个学习班,第一学习班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属敌 我矛盾性质;第二学习班次之;第三学习班则包括所谓“站错了队”的一般干部和群众,我理所当然地被划到了第一学习班。

我 是在大联合不久,被一张大字报点名揪出来的。“揪”者,抓住也,文化大革命中的“揪”有其特定的时代涵意,一个 人可能在转瞬之间,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为一个被“革命”者。我虽然对于被揪斗已有充分思想准备,但一天早上上班时,在实验楼一楼楼梯口看到《胡维兴是 人还是鬼?》这张大字报的时候,仍然不免像挨了一当头闷棍,目瞪口呆,一瞬间,像是空气凝固,地球停止转动,“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看得出大字报的笔迹 和文风,是不久前还和我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写的,当然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出自革委会的授意,为了“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在一派已占了 上风,并在革委会中掌权的政治形势下,另一派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反戈一击”了。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人与人间的关系完全变了样,仿佛有一双双怀疑和敌视 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我,过去比较熟悉甚至比较要好的人走个碰头,也好像视而不见或不认识似的擦身而过。从此,我从人变成了“鬼”,我感到空前的孤独。

天 下事也真有个凑巧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被批斗后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穿着破烂,面容憔悴的十五、六岁的男 孩子坐在屋里发呆,原来他是我死去的二姐的儿子。他说,家里穷,过不下去了,他讨饭出来找我这个舅舅来了。这孩子我从来没见过,但前面讲过,我和二姐有着 深厚的感情,见到孩子,就想起我那苦命的二姐。可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我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孩子在楼下打听我的住处时,就被人盘问了半天,把他吓得要死,何 况当时我几乎天天挨批斗,受质询,妻子在野外队受折磨,我身心疲惫,而儿子、女儿年纪幼小家里已无能力来照管这个远道而来的农村孩子,加上当时社会上很 乱,孩子在我这里出了问题,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二姐?狠狠心,我说:“孩子,家里出事了,你在这里不能呆,今天夜里你就坐火车回去……”,话还没说完,忽然 想到我的工资和银行存款都已冻结,每月只发给我和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各15元共30元,手头连10元钱也没有了,拿什么给外甥作路费?

问 别人去借吧,可这个时候,许多人和我划清界线,像我身上患了瘟疫似的躲还躲不及,谁还敢借钱给我?思忖再三,除 了硬着头皮,老着脸皮向人去借,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于是,走上四楼(我住三楼),敲开一位同事的门,说明来意,向他借15元钱,他二话没说,就把钱给我 了。此时此刻,我万分感激,真所谓“雪里送炭”。当晚,我留外甥吃了顿饱饭,又把家里所有的玉米面菜包子(这是当时我和孩子们经常的食物)全叫他带上,让 十三岁的儿子送他到火车站,并给他买了火车票,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他走时,我只送出了屋门,连楼梯也没下,望着他那凄然的神情,我心如刀绞。在我被揪出 来不久的某一天,好像有一个命令似的,批判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贴到了附近的大街上,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题为《剥胡维兴的三层皮》的大字报,这个 “三层皮”的第一层是“贫农出身”,第二层是“地下党员”,第三层是“红色工程师”,意思是这三者都是假的。其实,所谓第一层皮倒是货真价实的,我的“错 误”是:文化大革命前从来没有因“贫农出身”而感到特别光荣,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奇谈怪论下,出身才成了衡量 一个人“政治分”的第一尺度和金子照牌,以致某某“左”派平日虐待公婆(据说后来其公公坠楼而死是自杀),却在“忆苦思甜”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公公的 革命历史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所谓第二层皮,我在北京大学地下入党,是有案可查的,不像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火线入党”。至于第三层皮,纯粹 是大字报作者的杜撰,此前,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人给我这个光荣称号;但大字报说我得到原党委书记的“重用”,倒是“无风不起浪”。作为党委书记,他有自 己的一套用人方法,总的来说,还是能够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的。而我,作为一个党龄不算很长的知识分子党员,一向对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怀有深深的尊敬和 感情,认为他们就是党的化身,诚心诚意地在他们领导之下努力工作。这位书记在河北省地质局任副局长时,我就和他有较多的接触,到华北所后,也可以说得到他 的信任,他能够放手在技术工作上发挥我的作用,但这纯粹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工作关系,没有任何私人所求。我到华北所四年,一没升官,二没提级,三没有解 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这样的“重用”,在他究竟有什么错误可言?在我又有什么私利可图呢?类似这样的大字报,俯拾皆是,一开始我还是抱着虔诚的“认罪”态 度去仔细“拜读”的,但看来看去,终于明白了古人说过的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虱子多了不觉痒,随它去吧,我也就很少去看大字报了。

阶 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我被“名正言顺”地抛进了牛鬼蛇神之列,不仅“触及灵魂”,而且也“触及皮肉”,挂牌,批 斗,喷气式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几种“专政”方式了,但对于一向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一开始在精神上像是被人强奸似的,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格,而且无法反 抗,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群众,甚至是“阶级弟兄”。但一次,两次,久而久之,“牛鬼蛇神”的队伍越来越大,反而并不觉得孤立了,弯腰、低头,也习以 为常。最可笑的是向毛泽东像“早请示,晚汇报”,除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外,还要口中念念有词:“我有罪,罪该万死”。

与 大会批斗相比,我宁愿在大会上挨斗,也不愿个别受质询。因为在大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个别人还有所雇虑,讲点 政策,而在个别场合,天王老子是老大,他就是老二,在方寸之地,虽说他不是掌握了生杀大权,至少有着打人的充分自由,反正“打人有理”:“好人打好人误 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这是林彪、江青一伙讲的,而且据说还有理论根据:列宁说过,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动 手打人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出于无知,是可以原谅的;第二类人是表现积极,争取立功,越“左”越革命,对这类人应该保持警惕,敬而远之;第三 类人是存心不良,挟嫌报复,对这类人永远不能原谅,其甚者实属犯罪分子,是应该绳之以法的,不能把这类人思想品质上的问题和恶行推给那个年代。

“无 产阶级专政”逐步升级,除了扣发工资,冻结存款之外,还抄了我的家。华北所曾有过一次抄家,那就是前面所说东 方红公社一派群众组织到部分干部中搜查“黑材料”,所不同的是,那一次纯粹是群众自发,而且“知过必改”,马上就撤销了行动,这次却是以专政机构革命委员 会的名义,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专案组抄走了我的记事本,信件和像片等,目的自然是为了取得“反革命”的证据。这是我在解放后第二次被抄,我也是好 了疮疤忘了疼,没有吸取经验教训。1955年在白云鄂博被搜查之后,我曾发誓不再记什么日记,并在后来归还给我20多本日记之后,我把它们统统烧掉。可是 我从小养成了记日记或记事的习惯,不知不觉地又记了起来,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之内又记了20多本。我想,专案组一定组织了不少人,费了不少时间,在字里 行间去搜索我的“反革命”证据,当然是徒劳的。

我本是个穷孩子出身,曾长时期过着穷日子,但一下子 从 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下降到30元,还真有些捉襟见肘。孩 子们很懂事,家务事全由他们承担起来了,精打细算,从不叫苦。女儿长大了些,原来的棉袄已经无法穿了,幸亏在搜查我家时,我放在一个地方的30多元钱成了 漏网之鱼,我赶紧拿来给她买了件棉袄,才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贴补家用,我卖掉了成套的书和杂志,有些简直是当废报纸卖的。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我原 来是住一个单元两间,这时被剥夺了一间,成了伙单户。与此同时,有些人特别是当了权的“革命派”,由伙单变成了偏单,有些外单位的军代表等类人物莫名其妙 地搬进了华北所的单元宿舍,而华北所的某些当权人物的子女,则通过这些人或参军或找上了好工作,看来,造反不仅“有理”,而且是“有利”的。

劳 动改造对我来说,较之在会上挨批斗,在日常受折磨要容易承受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烧过锅炉,当过清洁工、 油漆工、泥瓦工、碎样工,还在农村下地劳动。当一群“牛鬼蛇神”在一起劳动的时候,无贵贱上下之分,彼此彼此;而当一个人独立干活的时候,那更是你自己的 小天地,至少暂时地有一种恢复人的尊严和人格的感觉。特别是那时我还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算得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信劳动能把我改造成“新 人”,就像远古时代的猴子,通过劳动能变成人一样。因此,我在劳动时是自觉的,认真的,即便是在无人监督或单独一人劳动时,也从不偷懒、耍滑。这一点,我 在黄骅“五、七”干校劳动时,当地贫下中农也看出来了,他们说,我这个人不算能干,但肯干,实在。我有自知之明,不论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方面,我从来不 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但却是一个肯干的人。我觉得干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习惯成自然了。只是当有人用一种鄙夷的神态

在 监视我劳动时(为了象征“专政”,有时还手持木制步枪),我才感到自己的劳动是被认为是强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 大的损伤,特别是在锅炉房劳动时,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接受那些临时工的“领导”和“再教育”,我在心头就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我早就听说过,雇来的临 时工中,有劳改释放犯,有判过刑的贪污份子,有从干部队伍、公安人员中清除出的坏份子,现在叫我去接受他们的“教育”,向这类“工人阶级”学习,无论如 何,也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抵触情绪的。

清理队伍运动在华北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非法拘禁,刑扭逼供,遣 返,扭送公安局,这一切都是在革委会的组织、支持 或默许下发生的,有人跳楼,有人喝滴滴畏。据后来揭发,曾有人拿着国民党一本刑讯的书来拷打受审者。虽查无实据,总是无风不起浪。然而在夜晚从关人的小屋 中,传出的痛苦叫喊声,我是听到过的;被审讯者在监视下,上厕所时,脸带血迹,一瘸一拐地,也是亲眼见过的。实事求是地讲,和社会上其他单位相比,华北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算比较“文明”一些,这是由于这里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特点来决定的。“

秀才” 善 于动口不动手,因此,大字报常常洋洋数百言,数千言,而且引经据典,“活学活用”领袖语录,颇有特色,在 审讯“犯人”时也是这样。有一次,把我传到一间小屋里,有三、四个人参加审讯。我一听他们的问话便明白,实际上矛头不是对我,而是搞另外一个人,他们是想 通过我的口挖出那个人包庇“反革命”的材料,因为我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其中一个人便用皮带狠狠抽打我,主审人则套用毛泽东的语录说:“看看你的过去,就 知道你的现在,看看你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你的将来”。文革中,我听到的辱骂的话,可谓多矣,大多已不复记忆,但这件事却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我内心就有 自己的见解和抵触情绪。第一,毛泽东这些话是在特定的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专指特定的对象(国民党和蒋介石)和针对特定的事件(蒋介石要抢夺抗战胜 利果实)而言的,如果把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岂不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是静止不动的,都是没有变化的?如是这样,战犯被改造成人民的一员甚至原是国民党人 后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了。它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唯物辨证法,而且和毛泽东本人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第二,我的“过去” 又怎么啦?在我有生以来的40多年中,有20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曾是一个抗日战士,怎么就把 40年的历史都否了?话又说回来了,在当时情况下,心里有抵触情绪,表面上只能沉默。甚至我对我自己也还经常“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来进行自我检查,有时 是认真的,有时却纯粹是出于实用主义甚至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虔诚。我尚不免,何苛求于人?

在 清理队伍运动中,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搞我的历史问题。前面讲过,肃反运动中我就是因为历史问题而成为一个重点 审查对象。1958年,原河北省地质局小五台地质队党委已经给我作出结论。但没有想到原来的结论竟然完全不作数了,而斗争的风暴来势是如此之猛,以致一下 子就把我打入另册,成了华北所暗藏的“阶级敌人”之一。可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的历史是够复杂的了,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对旧社会知之甚少,几乎对我历史的 每一个阶段都觉得疑点甚多或难以理解:一个穷家孩子怎么能上了大学?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没有“特殊关系”,怎能从沦陷区跑到大后方去?当了国民党的 兵,又怎么那么容易从部队跑了出来?等等,等等。有一次叫我在一个质询会上交待历史,我问:“怎么个交代法?是详细说,还是简单点?”,有人说:“越详细 越好”。于是我就从1940年春天开始流亡生活时说起,看来许多人听得入了神,很长一段时间竟没打断我的话,但有人后来就琢磨过味来,大嚷大叫:“是叫你 交代罪恶,谁让你评功摆好?”

有一天,形势陡紧,大会批斗,小组质询,专案组“政策攻心”,还加上 外 单位外调人员的火上浇油,使我精神上极度紧 张,心力非常疲惫,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政治压力,精神几乎近于崩溃。我完全明白要我“坦白交待”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早在群众组织打派仗时,我的对立面那一派 就公开点名,把我划在《公安六条》的范围了。只要我一点头,这种紧张的局面就可以结束,可那样一来,我可真是“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了”。那天夜里,我躺在 床上,前思后想,顾虑重重,方寸已乱,茫然不知所措;满腹苦痛,却无处可以诉说,只觉得前途漆黑一片,无路可走。突然,一个可怕的字从脑海里冒了出来: 死!我过去看过一些小说、文章和史料,自杀者大致有三种情况:抗争、畏罪和绝望,我大概介于一、三之间接近于第三种。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我虽没有 这样高层次的骨气,但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屈辱的生活却也受够了,如再升级,简直就难以承受了,死了死了,一死百了。

当 我闪过自杀这一念头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死去的母亲和二姐,想到正在野外队备受折磨的妻子,想到了眼前这 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想到了我的坎坷的前半生,不禁泪如泉涌,五内俱焚。其实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前些日子就不时萌发过,我常在深夜做恶梦跳河,感到有些窒息, 挣扎醒来,却是被子蒙着了头。奇怪的是,后来我竟然能够冷静地考虑选择自杀的方式,痛苦较少而又方便 的是上吊和投河。最先我看准了厕所顶下水道的“弯脖”,是比较理想的上吊的地方,绳子也已准备好了,但一看到正在熟睡的孩子们,便犹豫起来了。

当 他们醒来,看到那可怕的情景时,会把他们吓坏的,而且会留下终生心灵上的创伤。我已经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痛 苦,不能够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了。最后我选择了投河。此刻我却怀念起生我养我的故乡来了,似乎听到那奔腾的黄河在向我呼唤,如果我能够乘车南下,火车驶经济 南黄河大桥时,纵身跳下去,漂流而下,终将魂归渤海,了却我思乡之苦,是再好也没有了。但做到这点,却非常不易,弄不好被人抓回来,扣上个“畏罪潜逃”的 罪名,后果不堪设想。跳海河也是一个办法,但容易被人发觉,死不成,活受罪。我冥思苦想起前些子到东郊的一个村庄参加劳动时,见到村旁有一条河,地处僻 静,到那去投河,一时很难被人发现。记得该村离张贵庄不远,于是下决心第二天到那里去了此一生。那夜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枕巾都湿透了。

第 二天,又是批斗,喷气式,劳动,傍晚下班回家,吃了饭,喝了点酒。看看两个孩子,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他们却似乎 丝毫没有察觉我那种异常的神色。趁着微有醉意,我坐上了17路公共汽车,到了张贵庄下了车,却傻了眼,在那里游荡了很久,却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的那条河 了,一打听,才知道那个村庄离这里还远着哩。此时,华灯初上,我已醉意全无,渐渐冷静下来,又坐上公共汽车,返回家来。那夜开始很难入眠,我才发觉实际上 我并没有勇气和决心去死,坦白一点讲,是怕死。如果我真的想死,机会是很多的,比如从楼上跳下去,在马路上撞汽车,在铁道上卧轨,用菜刀抹脖子,喝滴滴 畏……。由此,我悟到老舍投湖说明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有些人自杀,则是由于绝望到极点。“蚁蝼尚且贪生”,我在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接触到过这样的描写, 总以为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出息,而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却是那样的渺小,或许我还存有一线希望,没有走到尽头。总之,经过这一番生与死的自我较量,我已经不想去 死了,然而这样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作代价,把别人要我承认的东西先承认下来,躲过眼前这一关再说,最大不过开除党藉,或许再加上遣返原藉,做一个自食 其力的体力劳动者吧!下这样的决心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很奇怪,一旦决心下了,心里倒是很踏实了,度过了无数个失眠之夜后,那天后半夜,我睡得很沉。

转 天,在专案组找我谈话时,我承认了他们希望我承认的事情,但不论口头上和写文字交代材料,我都字句斟酌,留有伏 笔,特别说明是“根据别人的揭发”。我在入党20多年后,还这样自欺欺人,苟延一时,对党和自己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严重地丧失了党性原则。在整党末 期,1968年秋召开了“吐故纳新”大会,我作为华北所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被开除党藉的人,被推上了政治宣判台。记得宣布对我处分决定的最后两句话是:“永 远开除出党,不准重新入党”。这是开除刘少奇党藉时用过的词儿,或许可以称之为“刘少奇模式”吧!

我 这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党员,能在这个问题上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沾上点边儿,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莫大荣幸。虽 然我对于被开除党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有关人员通知我准备在“吐故”大会上表态时,我仍无法抑止内心的痛苦。发言稿的内容,当然是他们定调的, 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宣判我的死刑时,我还得表现出心甘情愿,诚惶诚恐的样子,就像是封建社会里,皇帝把臣子送上断头台时,臣子还得三呼万岁,“谢主龙恩”。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路线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压迫人民、残害忠良的延续,误以为这是党的决定,还是按照组织纪律和党性原则努力 说服自己冷静地接受组织上的处分,但是却无法承受在大厅广众之下,自愿接受政治上的死刑。因为我面对的不是皇帝,不是敌人,而是自已的党和人民群众(至少 我当时是这样看的)。我说,写个文字的东西算了,就不要在大会上讲了。回答是不行,文字的要写,而且要经过审查,还得在大会上表态,我只好遵命照办。我一 向写个什么东西并不困难,但这个几百个字的发言稿,却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数易其稿,这是由于我只能奉命表态,只能说些套话,假话,而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心 话。发言稿写成了,无非是感谢党的“挽救”,自愿接受组织上的决定,重新做人云云。但我还是在其中引用了毛泽东词《娄山关》中的两句:“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

从头越”。如果说那篇发言稿通篇绝大部分是套话,假话和违心话,那么引用的这两句却是我的 真 心话。当时,我就下定 决心:在那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而且希望有那么一天,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不知有关人员察觉了我的用意,还是认为以我的“反革命”身份,在那样的 场合,引用伟大领袖的词句,有些不合拍,把这两句删掉了。这样,我的发言就只剩下套话、假话和违心的话了。那次,我头脑昏昏的,像一个傀儡似的,被别人摆 布来摆布去,完成了一项“任务”,就被赶出会场了。

我听到背后在唱国际歌。20多年前,在北平市地 下 党员会师大会上,我曾和大家一起,第一次纵情高唱国际歌,而现在 连这一个权利也被剥夺了。在我被“吐故”之后,开始了“纳新”的议程。中共“九大”以后的整党建党是根据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来进行的。这个纲领 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 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及像我这样的“阶级异级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纳新”的当然不都是坏人,其中有些人 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了中坚力量。但不可否认,在上述建党纲领的指导下和当时的政治气氛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火 线”上入党的,确混进了相当一部分钻营投机分子和坏人,有些人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骗取党票的。这些人有许多在清理“三种人”中被清除了,但很有可能还有 一些人隐藏下来,而且又摇身一变,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骗取信任,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一旦有适宜气候,他们仍然会“反戈一击”,成为反对共产党的急 先锋。

“同志”这一词儿,曾被人们视之为最亲切、最值得珍视的称呼,而且带有政治的内涵。自从我被 当 作“牛鬼蛇神”以 来,就不再享有这个“政治待遇”了。人们总是像对待犯人一样直呼其名或是连名字也不叫,而只是用“喂”来代替。在我被开除党藉之后,这种现象就更明显了。 但是有一次,在革委会召开的一次全所职工大会上,宣布到山西晋城参加劳动的名单时,在我的名字后面竟然加上了“同志”二字,老实说,那一时刻我真是感动极 了,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虽然“反革命”的帽子还“抓在群众的手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但总是按政策对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时至今 日,我对于“同志”这一称呼仍然情有独钟,积习难改,到了商店对售货员常常是“同志”“同志”的,惹得小姐、先生们一脸不高兴。

1968_1969 年间,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号召下,干部、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华北所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北省最贫穷县之一黄骅的一个村庄。那时,我确实诚心诚意地去接受改造的。我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离开了农村,长期在 知识分子圈子里转悠,真的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和农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了。1969年5月的一天,随大家来到了所谓“干校”的所在地,我立刻感到仿 佛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里毗邻鲁北平原,那白花花的盐碱地,那矮矮的泥土房,那时不时刮起的风沙,那风俗人情,那生活习惯,那讲话的乡土口音,甚至那贫 穷的样子,简直和我的家乡一模一样,历史上的“盗匪成群,雁过拨毛”,也和我家乡不相上下。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现在到了黄骅,真有一种游子 回乡的感觉,不过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近乎押解归故里了。

在五七干校,“牛鬼蛇神”和“革命群 众”分别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很明显,我们这一“类”除了接受再教育之外,还 有一层被监督劳动的意思。然而出乎意料,当地贫下中农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当“反革命”看待。当地群众生活还十分贫苦,日常食物也不过是高粱面窝头和咸菜而 已。干校的伙食还是以白面为主。一次,我从厨房买回馒头在屋子里吃饭时,看到房东家一个四、五岁的女儿,眼巴巴地直望着我手中的馒头,看得出她大概是很少 吃到白面馒头。当时,根据定量,我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馒头(四两),由于工资扣发,顿顿吃素菜,肚子里没油水,加上劳动强度大,两个馒头是根本填不饱肚子 的,但看到孩子那希冀的眼光,我忍不住给了她一个。谁知过了不久,房东大嫂却拿来一个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高粱饼子,笑吟吟地说:“她大爷,饼子不如白面 馍好吃,你尝尝鲜吧!”盛情难却,我接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好香!新下来的高粮面加上豆面贴的饼子,松软可口,一个足有七、八两重,一会儿就全消 灭了,一则因为它实在是好吃,再则我也是真的饿了。房东大嫂看在眼里,似乎悟到了什么,回屋去又拿出一个热饼子:“尽管吃,不够还有!”我忽然灵机一动, 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大嫂,孩子喜欢吃馒头,我喜欢吃饼子,这么办吧,以后咱们两个馒头换一个饼子,行不?”大嫂乐了:“什么两个一个的,饼子管你吃 够”。从此,我便经常用馒头换她们的饼子吃。其实,我吃两个馒头根本不饱,而一个饼子却足够了,这种“以物易物”似乎对我还是有利的。我所在的那个生产 队,以王姓为主,前任老队长姓王,现任队长是他的侄子,长得虎背熊腰,黑脸膛,总是打头干活,不爱说话,但说起话来却是大嗓门像是吵架。他在队里威信很 高,社员们都有些怕他,特别是一些调皮捣蛋的小伙子,要叫他抓住毛病,吼上一、两声,都得乖乖的。这个王队长可真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每天上工数他到的 早,而下工又数他走的最晚。他干活麻利,割麦子时,从地这头一猫腰,刷、刷、刷就到了那头,当他又开一垄回到这头的时候,别人还在半路呢!可到分麦时,我 目测了一下,他那一份可能比一般社员还少些,至少不会多。王队长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却很客气特别是对我很照顾,说我身子骨单薄,刚干活,不要太猛,能 干多少就干多少,别勉强。第一天割麦子,我一上阵就比别人落后一大截,一着急镰刀就把手指头划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又不好意思和别人讲,蹲下来正悄悄地 用手绢包扎伤口时,一双大脚走到了我的跟前,王队长关切地问我:“老胡,怎么啦,割破手了吧?”平时总爱大喊大叫的汉子,这时却是那样细声细语。我平日习 惯了大声的呵斥,看惯了冷冰冰和带有轻蔑的面孔,此时此刻,这亲切的声音,和颜悦色的面孔,像冬寒乍暖,融化了我那久已冰凉的心扉,我几乎就要流泪了。他 拿过我的镰刀用指头拭了拭,说:“你这镰刀不好使,咱俩换换吧!”还没等我醒过神来,他就换了镰刀,向前走了几十步,一猫腰就顺着我那一垄割将下去了。我 心头一热,弯腰向前割去,等到大家都割完之后,我才把这半垄的麦子割完。

后来我搬到老队长的家里去 住。这个前任王队长和现任王队长的性格绝然不同,长得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对人非常 和气,但两人同样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比我年长几岁,颇有者作风,对我很是关心。他家的院子比较大,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花,每天晚上收工回来,晚饭后总 有三、五社员到这里来乘凉唠嗑,我不免也掺合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搞地质的,按他们的话说,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便问这问那。久而久之,从他们那一双 双亲切的眼神中,我看出他们并没有岐视我,从而解除了一部分雇虑,常常不由自主地高谈阔论起来,我讲起内蒙草原上的黄羊和狼群,四川凉山彝族的风俗人情, 西南高原海拨4000米脚下的云海,原始森林中的猴群,……,我并不是一个说故事的能手,但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手到擒来,对于他们都是新鲜的事。 此外,我也讲些国际时事,颇受年青社员的欢迎。但我有自知之明,说话注意分寸,绝不涉及国内政治,而且注意和社员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社员们似乎并不和 我“划清界线”,有时倒使我进退两难。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两句话,其一曰“夹着尾巴做人”,其二曰“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前者系一般对“老九”知识分子而 言,后者则专指敌我矛盾尚未定性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我不幸两者俱备,自然就像是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帽,动辄得咎。从干校回来,学习走“五七道路” 的“最高指示”,让大家谈学习心得体会。我联系实际谈体会时,无保留地讲了和贫下中农相处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从心里和他们很亲近,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怕 人说是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惹出麻烦,从而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思想。这本是我的由衷之言,不料却惹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祸端。我发言后,立刻有一位女将“跳” 将出来,针锋相对地批判说:“我们革命群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胡维兴竟然跳出来,说什么对贫下中农敬而远之, 其实‘远’是真,‘敬’是假,这分明是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我这里记录的几乎是她的原话,因为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学习小组中20来人大部是黄 骅五七干校的“同学”,大都对她的发言保持沉默,在那个年月,沉默就等于不赞成甚至反对,这就很难得了。可竟然也有一个人为我仗义执言,他说:“我和胡维 兴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我知道他和贫下中家的关系不错,他说的这些话是亮思想,怎么能说是破坏?”此人正是一位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技术恶霸”的前副所 长。

我俩在文革前工作上不太和谐,我不赞成他那种官架子作风,文革初期我也给他写了不少大字报,只 是 在黄骅干校时,有 人常向他取乐甚至恶作剧,我采取“中立”态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生活上的帮助。此时唯有他替我说句公道话,是令我十分感激的。那员女将在文革初 期,造反积极,后来在清队中被揪斗,投入第三学习班,此刻她要“立功赎罪”,表现积极,特别对我这个谁都可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的人,更可肆无忌 惮地予以上纲上线。因此她被指定代表小组在全所职工大会上发言表态,内容主要是批判我,只不过根据组长的意见,把“胡维兴”换上了“有人”,还是上了阶级 斗争这个“纲”的。

类似的事情,在忆苦思甜会上也曾发生过。前面曾提到过,一个响当当的“革命左 派” 女将,平日虐待公婆,在忆苦思甜 大会上却眼泪汪汪地以其公公的光荣革命历史,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有的人在忆苦思甜时,刚才还是嘻嘻哈哈,转眼就痛哭流涕,讲完后又是满面春风,我真不知道 这些人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倒是真的有苦可忆,有甜可思,然而却不能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有的人在忆苦思甜时,就捎带着把我批判了一通,我 还能再说什么呢?不过,我在旧社会生活了20多年,在新社会又生活了20多年,所见所闻所感的事不算太少,来个新旧对比,总还可以吧?也不行,我只开了个 头,就有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有什么资格谈新旧对比,你只能低头认罪,重新做人”。

我就是这样“夹 着 尾巴做人”,戴着没有帽子的“帽子”,度过了几乎10年的时光。有时我在想,“帽子拿在群众手 里”,比真正戴上“帽子”还难受,因为戴上了“帽子”,一次到位,也就没有什么再怕的了,而帽子拿在别人的手里,并随时随地吓唬你:“你不老实,就给你戴 上”,提心吊胆的日子真是够难过的了。

然而,世间自有真情在,在漫漫的冬夜里,有时一点点火星也会 使 你感受到温暖。我在华北所工作,生活了10多年,许 多人对我的思想作风和为人是有所了解的。我之所以作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决定,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自信。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在当时的政 治气候条件下,人们不敢和我接近,或在公开场合故意表示冷淡,但在私下里,不少人曾对我表示过关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前面曾提到过,有一位邻居曾借 给我钱,帮我度过难关,就是一例。在黄骅劳动时,一次我到井里打水,正碰上也在那里打水的一位同志,他望望四周见无别人,便悄悄地对我说:“老胡,你的事 情怎么样了?别悲观,会解决的”。1975年,我参加内蒙温都尔庙铁矿研究工作,华北所一位老干部到那里检查工作,一次他和我一个人到野外时,非常诚恳、 关切地对我说:“你的历史问题实际上已经查清了,上级指示要给你落实政策,但所里的领导班子中有人反对,你要拿出勇气来向上级申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 样推心置腹的话,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历和勇气。自然,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表现得和我拉开距离,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在我被落实政策后才知道,早在1972 年间,地质部派来两位领导同志主持华北所工作,落实各项政策,曾派专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我的历史问题,再次取得了最关键、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 为日后给我平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两位外调同志中的一位在打派仗时,还是我的对立面呢!

我读过不少历史书和章回小说,每当读到封建社会中,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悲剧时,总不免有些感慨和不平,却万万没有想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类似这样的悲剧,却落到了我和孩子们的身上,虽然程度上有轻重之不同,但性质上却是一样的。

文 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儿子和女儿分别是14岁和13岁,上初中,都是学校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们的家曾是一个 团结、和睦、欢乐和幸福的家庭。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由于他们的父母出了问题,他们自己也就被认为是“异类”,后来美其名曰“可以教育好 的子女”,这个词汇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创造,带有极左的时代特色,名义上是“扩大教育面”,实际上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翻版,而且是 极其不科学的。顾名思义,由于本来“不好”,才衍生出“可以教育好的”,然而,他们的父母是怎样教育他们的呢?他们的“阶级烙印”又是怎样的呢?

从 孩子们刚刚伊呀学话的那天起,在他们会叫“爸爸、妈妈”之后,我们夫妻俩教他们喊的第三个人就是毛主席;在他们 稍大随我们去看电影,看戏的时候,教他(她)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认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教育他们给爷爷、奶奶们让座;在路上拣到一分 钱,也要去交给警察叔叔。六、七年间,他(她)们在学校里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大中队委。文化大革命初期,儿子到东北和南方去串联,千里迢迢,回来时只带 回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火车上人挤人,他用自己的衣服把石膏像包了几层,揣在怀里细心保护,竟然毫无所损地带回家里。儿子从小就崇拜解放军,想当一名解放军 战士,已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初中毕业那年,内蒙建设兵团来招收学生,她虽不是解放军,却是解放军领导的,当一名兵团战士,也是孩子向往的。那年,45中应 届毕业生几乎全都被招到建设兵团去了,只有极少数家长有问题,单位提供材料的孩子被排除在外,我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找学校谈,找兵团的人谈,而且 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示自己的决心,都无济于事。这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由于45中的学生都去了建设兵团,他只好自找“对 象”到农村去插队。就常情而论,他可以选择天津近郊或附近河北省的农村,但他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便选择了黑龙 江(后改属内蒙)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当时我为了不使我的问题给他造成更多的连累,也真心希望他走的越远越好,便给了他坚决的支持。我当时虽然身受极左思 潮之害,但自己的极左思想也十分严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丝毫不加怀疑,以为这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道路和有效方式。

儿 子要到农村去了,总得带一点钱,经过要求,革委会批准从扣发我的工资中“借”给50元。他走时除了被褥、随身的 少量衣服外,只带走了一个我从野外带回的炸药箱子和一个掉漆的旧脸盆。华北所革委会为表扬某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又是送箱子,又是送钱,又是送 《毛泽东选集》,大红喜报贴到门口,热闹极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他却反过来安慰我:“爸,别难过,这就满好了,我不和别人比”。听到这话,我的心都碎 了。儿子非常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从来没让我生过一次气,在外面受了岐视和委屈,也从来不回来向我抱怨,反而尽量安慰我,照顾我。

有 一次他和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踢足球,别人把球踢到一位革委会头头的家里,却赖着是他踢进去的,并作为“阶级报 复”,勒令我在学习班里进行检查。我承认自己“管教不严”,但不忍心去责备孩子。他却主动来安慰我:“爸!你别着急,我不会给你惹事的”。多少年来,每想 到这些事,我就不禁心潮汹涌难平。现在写到这里时,我的眼睛又不禁润湿了。儿子从联系插队地点、迁移户口到准备行装,一点也没有叫我费心。临走前一天,他 说:“爸,明天我走,你不要送我到火车站了,你去了会难过,我也会哭的”。他上了火车,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只有妹妹给他送行,他才15岁呀!儿子到东北 农村后,给我来信说,那天到车站送行的家长很多,车上、车下哭成一片,他却没有掉过一滴泪。他说,他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去革命的,有什么可哭的?他是那样天真、单纯和虔诚,使我也真的相信他已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女 儿没有上山下乡,不是由于照顾,而是因为70届初中毕业生全部留城了。即便如此,她也是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最后被 分配工作的一个,而且是到了服务行业,这明显是因为家庭问题的缘故。说实在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从来没有瞧不起服务行业,北京市掏粪工人、全国 劳动模范时传祥,就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给毕业生分配工作,却带有明显的政治岐视性质,并反映某些人头脑中的轻视服务行业的思想,不 然为什么一些当权人物拼命走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进工厂,当干部,而把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留到最后向服务行业塞呢?这些人言行不一,嘴巴上革 命词藻说得震天响这是说给别人听的,行动上却是地道的实用主义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女儿的幼稚单纯 和 虔诚,较之她的哥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也就过于轻信。当我和她妈被文化大革命 的狂风暴雨袭击的时候,她也无法承受那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后来她在学校里挨整,受人岐视。孩子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至今想起来,仍 然十分难过。她为了不使我为她担心,也很少向我谈及她在学校的情况,但她的喜怒哀乐瞒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她常常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回家。我也看得出, 她已不像从前那样地“崇拜”自己的爸爸,常流落出一种矛盾的情绪。我伤心极了,如果连我们朝夕相处,最疼爱的、最依恋爸爸妈妈的小女儿都这样不理解、不相 信我们,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够理解、相信我们呢?可是这能怪她吗?我不也是在她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教育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吗?如今在她面前至少在 形式上一面是党、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另一面则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叫她相信谁呢?

女儿和我骨 肉 相连,在生活上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照顾我。在文兰的培养和教育下,她们兄妹从小就热爱劳动。文化大 革命开始,文兰回到野外队后,家里日常生活主要落在了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的身上,起初是以儿子为主,儿子走后,女儿就挑起了大梁,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呀! 《红灯记》中,李玉和称赞他的女儿“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小时家里穷,但却没有“当家”,因为有母亲、姐姐们在为我遮风盖雨;解放后,我并不贫穷,此 时却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女儿,使她不得不当起家来了。不论是她上学时还是参加工作后,只要她在家,家务事总是她的。1968_1976年间,一家四口人 分居四处:我到农村劳动或在野外工作,妻在河北省野外地质队,儿子则去了东北农村,女儿在花季年龄,不仅独立生活,还承担了其余四个人的后勤,邻居们都知 道她是一个懂事的、勤劳的女儿。

抚今思昔,儿子和女儿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对儿子、女儿仍有 内 疚之感,这主要倒不是由于我的问题给他们带来 的种种不幸,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我的过错;然而我作为家长,当孩子们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时,我也没有尽全力督促、鼓励并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使 其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任其自流,我后悔莫及。此外,我和妻子坚持了对孩子们进行“正统”的思想教育,这并不算错,却走过了头,过份地强调老实,唯书、 唯上,缺乏独立思考、敢于竞争的精神和善于处世应变的能力,因而走向社会后,老实有余,创劲不足,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以及某些不正常的社会风 气下,“老实”往往是“无用”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不对的,却是一种严酷的现实),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他们将会遇到更多困难,这是我终生的遗憾,这也许算 是我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的“失误”吧!

从1972年开始,我戴着没有“帽子”的“帽子”重操旧 业, 参加中条山铜矿课题研究工作。当时,我是这个课题组中 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人,但大家对我并未另眼看待,相处比较融洽,特别是山西214地质队和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地质人员,虽明知我的“身份”,却照顾有加, 使我深受感动和有所慰藉,并以全付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和其他人一起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条山铜矿地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由于历史原因,这 一成果未署个人之名,我是三个主要研究者和执笔者之一。其中一位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孙大中。从此我们建立了友谊和科研 中的长期合作。

1976年1-9月间,先是周总理,接着是朱总司令,而后是毛主席先后与世长辞。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诚 然,文化大革命给我个人和家庭带来一些痛苦,但与党、国家和全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无可估量的损失相比,不过是 沧海一粟;和受迫害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老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人士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我本人未必不是一 件好事,这种体验也许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前面已经说过,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四、五年 中, 历史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沉重包袱,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的历史档案中,始终是划了“?”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可能伴我终生,那将是永远的遗憾。文化大革命来了,把我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通通暴 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证明了我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组织上日后给我作出正确的结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可以说是“坏事变为好事”这一辨证法在我身上的一种 体现吧!

文兰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孤身一人生活在野外地质队,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 难。 我们单位是有名的“夫 妻所”,但双职工分居两地者,除我外再无第二人,其故不言自明。迫不得已,文兰提前退休(落实政策后改为离休),1977年10月间回到天津。从此我们结 束了长期牛郎织女的生活,都已经50多岁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同甘共苦,更加相亲相爱,相依为命,共度晚年。

“四 人帮”的垮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给我自己带来了希望。尽管由于两个“凡是”的桎梏,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进展十分迟缓,但毕竟政治空气轻松多了,我产生了要掌握自己命运,自己解放自己的强烈愿望,此前我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听之任之的。在一些同志的鼓历 下,我给上级党委写去申诉书,要求复查我的历史问题。

前已讲过,我的历史问题早在1958年时就调查 清 楚了,1972年又再次取得了确证,只是由于全国政治大气候原因 和所内领导层中一部分人的阻力,致使问题久拖不决。1977年11月间,地质部和天津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华北所(不久改为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拨乱反 正,落实政策,在第一次全所职工大会上,宣布第一个为我平反,恢复1958年原结论,恢复党籍。我又从“鬼”回到了人。我本来应该享有人的尊严,而“鬼” 却是别人强加给我的。这种人“鬼”和“鬼”人之间的改变,都不过一瞬间的功夫,但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辱、毁誉,却是那么令人刻骨铭心。会 前,负责落实政策具体工作的同志,拿了结论底稿让我看并签名,我看后百感交集,激动万分,止不住哭了。大会上,工作组长宣布了平反决定,我用极大的力量控 制自己的感情,表面上显得十分冷静,胸中却波浪翻滚,心潮汹涌,回到家里,像是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伏在床上,放声大哭,吓得女儿不知所措,连声说:“爸, 你这是怎么啦?”妻子说:“让你爸爸痛痛快快地哭吧!”第二天,我拿了100元到党委补交近十年的党费,有关同志说:“你受了多年的委屈,这党费就不要补 了吧!”我说:“不,一定要交,这表示我虽然十年没过组织生活,但始终是一个共产党员”。

 

九、 夕阳无悔 情系祖国

平 反之后,我先是担任研究室副主 任,1980年担任副所长,分管科研工作。在任职之初,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岗位工作中去。根据所的性质和任务,我提出前寒武纪 地质研究,要抓好同位素年代学以及古藻和微体古生物学这两个古生物分支学科,并加强出版工作。在所领导班子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引进了当时居世界先进 水平的VG354质谱仪,充实了研究微体古生物、宏观藻类化石的技术力量,出版了《前寒武地质研究》系列专著,《国外前寒武纪地质》,《国外第四纪地质》 以及代部主编的《前寒武纪地质》系列刊物,连同前已出版的《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共有五种公开正式出版的刊物。在学科发展方向上,我提出根据所的技术 力量特点,应从地层入手,狠抓同位素年代学和前寒武纪古生物学,逐步发展和建成有自己特色的前寒武纪构造学和前寒武纪矿床学。这一时期,天津地矿所受部委 托,负责全国前寒武地质研究的协调和管理,我分管主抓这一工作;实际由我主编的该项科研成果《中国震旦亚界》获国家科学奖三等奖。经过全所科技人员和职工 的共同努力,以前寒武纪地质与矿产为专业方向的天津地矿所,在短短几年之间,成绩斐然,在国内外同行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当时我已接近花甲之年,根据本身 能力,管理和科研兼顾已经力不从心,故于58岁时主动提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让更年青的同志来发挥作用。1988年秋,我因工作疲劳过度,突发急性心肌 梗塞,经抢救脱危。此前,我实际上已患冠心病多年,甚至在野外工作期间,背、臂部也经常感到疼痛,而不知是心绞痛。就在这一年我64岁时离休。在此前后, 我和孙大中再次合作,进行中条山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并以《中条山前寒武纪年代构造格架和年代地壳结构》之名,于1994年三月出版了专著,恰好值我古稀之 年,我的地质生涯也随之划上了句号。此书获地矿部1994年科技成果二等奖。在这一期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转折,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旧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新事物不断涌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眼花撩乱,目不暇接,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 望。同时对于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如干部腐败,社会分配不公,一切向钱看等,使我感到困惑不解和忧心忡忡。在这一期间,我的工作和生活比较平淡无奇,后期已 逐步进入退休者的角色,但国际、国内却出现了几次重大事件,时时牵动着我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对以上这些,我要继续学习、观察和思考。如果天假我以时日,能 活到80岁即2005年,也许还能写个《八十述怀》作为今后十年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如今,在中、青年中,流行一句很有气概的话,叫作“青春无悔”。我 很羡慕他们,他们的过去或许有那么多的欢乐或那么多的悲衰,但重要的是还可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可以为其努力奋斗和追求;而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我却只能 回忆那难忘的过去和欣赏那落日的余晖了。也许我过于悲观,竟然没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人贵有自知之明,以我个人的具 体条件,大概命里注定要抱着“铁饭碗”在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伴中度过余生了。古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句,道出了一般老人的心情,我亦未能免俗。 黑格尔有句明言:“智慧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叶剑英元帅“老夫喜作黄昏颂”反古人之道而行之,我虽敬仰,却岂敢与先哲和一代元戎相比?我倒是比较赞赏 朱自清的观点:“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能作到这点,足矣。应当正视事实,夕阳和黄昏,毕竟都是有限和短暂的。

说到过去, 我算不上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员,与千千万万的革命前辈和先烈相比,我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这里说的是“合格的”,是按党章上所列举的 党员条件和人们常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来衡量的。这是我出自肺腑之言,而非故作谦虚。当今,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而实际干着资产阶级政客勾 当甚至扮演封建时代贪官污吏角色的人,不乏其例,我和这些“共产党员”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敢于公开承认自己不怎么合格,而他们却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制造虚假 的光环。这些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蛀虫,民族的败类,必须对之高度警惕。然而,有一点我却引以自豪,至今无愧无悔,那就是:我过去曾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而 今天,我仍然情系祖国,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这一点也许是当今一部分青年包括我的子女们所难以理解的。国家的命运,时刻令我魂萦梦 绕,虽然明知自己无能为力。这可能是我的一生经历所决定的。我很难想像,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的国家也不爱了,他还会真正地爱什么呢?我对我们的国家,也许 做不出什么贡献了,然而我由衷地希望她安定、统一、富强,人民幸福。在我进入古稀之年,将要结束我的这一回忆录的时候,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彻底根除腐 败,二是实现祖国统一。如果不把腐败这一毒瘤从中华大地上连根拨掉,党是没有希望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不实现统一,那将仍然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 作为个人,一些外国人能够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像过去的白求恩大夫和刚刚去世的李约瑟博士。但作为国与国之间,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无所谓国际主义的无 私精神。有些人借助外国势力,企图分裂祖国,不管他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提出什么理由,在我思想感情上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坚决反对的。因此,如果 说我一生中还有什么可以自豪,可以留给儿孙们纪念的话,那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在最后结束此文的时候,谨录宋朝爱国诗人 陆游《示儿》诗并改几字如下: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炎黄子孙团圆日,欢庆勿忘告乃翁。


1999年首次发表在五柳村(海外版)2012-05-07 13:04:41又发在五柳村网易博客(该博客在2013年8月31日被关闭)

Go Back

Comment